2011年3月21日 星期一

琴房外(三)生活與藝術的焦距~關於民謠音樂


民謠復興要克服的不只是異樣的眼光、零零落落的觀眾、財物的困窘、或對抗西化的價值觀,它所要面臨的更是長久以來人類社會對民謠根深蒂固的偏見。

民謠的獨特

傳統民謠,在原生地自然孕育、經由集體創作、世代反芻而成形,這樣類型的音樂之所以珍貴,在於它生成空間的不可取代性,在於它少了轉譯的中介角色,直接體現當地人的生活面貌與價值觀;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又多了一層無可回復的歷史感,雖似曾相識,卻已然失聲於鋼筋水泥的叢林間。

民謠的開放性

民謠是一方之樂,乍看之下有空間的閉鎖性,但民謠的流傳,倒像是開了柵欄的羊圈牛棚,生成之後隨著人的遷徙流傳飄散;民謠本身具有代表性,但組合過程卻沒有想像中的純粹。由於音樂的「所有權」在人身上,不論傳入或輸出,十分自然的與異種音樂混雜,也因此我們會驚喜發現民謠音樂成份中常常摻和著多種元素,這些通常在地理位置上有天南地北之遙,這種系統的開放讓它不斷保持新生的彈性;同時,若「新陳代謝」的速度過快、或加上未經反思的樸素做法,也有荒腔走板的現象。

音樂家的邊緣身份

從前勞動之餘才有音樂,現在音樂活動本身即勞動,顯然,人類社會已經產生了結構性變化;音樂、或音樂家本身在現代化過程中是如何被想像與界定的?這足以寫成一部史,加上無數次口舌之爭的學術研討會,縮小來看民謠音樂家在現代的處境,其實是個很好的對比與縮影。

音樂家從身份的界定開始,就有了社會意涵,通過與不同階層、機制的互動,不斷測試社會對此一「行業」的認同與觀感。從通天地陰陽之靈的薩滿、挾藝走天涯的賣唱者、豢養在宮廷權貴下的藝師、到掙扎於自我創作與物質追求之間、精神狀態呈現恍惚不穩定的藝術家,不論生涯多麼成功,仍多半被認定為社會邊緣者的角色;昔日工匠可用巧手製造實用的物品,一個可觸摸、可被觀看的實體,音樂卻無法在天平上秤斤論兩,「不事生產」的音樂家,被摒除在勞動製造者的門緣外。


民謠職業化的困境

民謠音樂本身就有反職業化的傾向,所謂的民謠音樂家是自然養成、而非訓練概念,由於與生活關係緊密,因此他們又多是第一線的勞動者。職業化意味著要有相應的市場,許多民謠音樂家將音樂轉換為職業身份時,最常見的便是依附當地婚喪喜慶或生活就近之事,不論是為了現實生活或是被有心誘導,他們雖未經學院「染指」、得以保持藝術上獨有的野性外,音樂本身系統的開放性加上民謠音樂家的素樸特質,職業化過程中往往躲不過商業的滲透,音樂製作上無法獨立自主。因此角色邊緣、「產品」過時、就業範圍的侷限,這些條件都不利現代化的發展,讓藝術傳承出現斷代的危機。


民謠在音樂上的位階

藝術價值高低的評斷有它很弔詭的一面,然不可否認的是,與之相應的階層決定了社會大眾對此項藝術的觀感------不論是正面或正負,例如以精緻風貌為尚的西洋古典音樂,不僅成為高雅的代名詞,更成為與名流富豪階層交涉的另一管道,讓音樂家又多了一層想像:尤其中產階級的興起,形成支撐精緻音樂的主力後,「品味」一詞甚至逐漸脫離它該有的中性陳述,滲入了價值指涉。

民謠相應的階層是普羅大眾,更貼切的說,是生活底層的體能勞動者,離土地越近、才覺得民謠可親。然而體能勞動者在生產階級上常處於被管理的位置,創造性、自主性處於被制約的一方,因此職業階層的弱勢,也是造成民謠音樂被忽視的原因之一。

從音樂的角度來看,所謂被忽視的部份常指的是指音樂的藝術性,除了如前所述在職業階層上的弱勢以外,音樂與生活唇齒相依、拉不開的距離、少了「想像」的空間,也是被冷落的主因,當地人通常最不易察覺民謠音樂的藝術性,因此知識份子或外國人,有時反而是支撐復興民謠很重要的力量。另外在傳承相較穩定的古典學院訓練,多數甚至有意識的脫離與在地的連結,所謂的去蕪存菁,是以追求聲音美感的統一性為前瞻,對粗獷、特立的音色棄若敝屣,對藝術性的判定太過狹隘,然到了後現代的多元美學,民謠音樂中的個性又一時蔚為風尚、炙手可熱。

以上是我對民謠一些初步的省思,El Mastaba企圖建立不同文化脈絡的民謠樂團,其各方條件實屬不易,Zacaria絕不只是一位「組團上癮的老頭子」,有些團隨著大師逝去劃上句號,有些團(El Tanbura)隨著新生代的建立而重現活力。透過觀景窗的視線,生活與藝術通常是呈現失焦的狀態;期待對民謠的重新對焦,讓我們有新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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