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好文系列(一)：一個國際志願者在馬拉威的經歷

一個國際志願者在馬拉威的經歷―我到非洲做“防愛”志願者
World Relifo(北京)中國專案辦公室 鄒昂女士

在非洲大陸的東南部有個狹長的內陸國家，叫馬拉威。馬拉威氣候乾旱炎熱，有一千一百萬人口，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在馬拉威，愛滋病病人和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為整個人口的三分之一。那些患愛滋病的年輕夫婦死亡之後，留下了二十多萬孤兒，他們在無望中生活。為了幫助那裡的人們，為了宣傳預防愛滋病，不少人都向非洲伸出了援助之手，鄒昂女士便是其中之一。

自費去當志願者

我畢業于天津南開大學，畢業後到中國外貿出口公司工作，1991年離開那裡去了外企，在一家香港公司工作，做高層主管。1996年我去了美國，住在西岸華盛頓州。在那兒待了一年多時間，考慮到孩子在國內，就於1997年耶誕節回國。在國外的那段時間，感到生活有點無聊，我發現錢並不能給人帶來真正的快樂。我決定選擇一份充實的生活。

1998年我得知一個丹麥非政府組織發起“人民援助人民”活動，其中一項工作是宣傳預防愛滋病，援助非洲。他們在招募志願者，我覺得我應該報名。下這個決心對已經四十歲的我來說，是不容易的。當我去詢問時，答說旅費生活費及培訓費自理。我真是大吃一驚，有沒有搞錯，我是去做志願者，還要我交錢？！去自願幫助非洲人民不但不掙錢，還要交錢，這麼做，值不值得？當時我很猶豫。以前我確實曾想過去非洲旅遊，但不是這個去法。這時，我兒子決定去當兵。孩子這一走，促使我下決心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去勇敢嘗試。

1999年2月1日我啟程到丹麥。下飛機時已經是午夜兩點，早晨七點就有人敲我房門說訓練開始了。我把來人推出門去，說道：不行，不行，我困死了，咱們十二點以後見。可等我起來一看，所有新到的學員都已經開始生存訓練了。

丹麥的培訓學校非常注意提升我們的開拓能力和吃苦耐勞的品格，同時也特別注意讓我們樹立團隊精神。兩三個人相互配合，就是一個團隊，內部互相檢查。完成所有任務全靠我們自己。除了衛生、地理、語言、體能等等課程之外，還要做到生活自理。每個人要輪流排班為將近四十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學員買菜做飯。做一餐兩餐可以，時間長了，就開始有人溜號。雖然牆上貼著值班表，但仍有人不遵守，自己跑去吃餐館。在沒有人做的時候，經常是我和同屋的日本姑娘德子給大家做飯，我們倆幾乎始終堅持補位，一直做到我們動身去非洲。

我在丹麥參加了半年培訓。培訓並不如我想像的那樣是坐在教室聽課、討論，輕鬆愉快，而是一種很有“實戰”精神的全方位培訓。除了學習基本的知識外，還有技能培訓和實踐課程，我們沒有節假日；半年的培訓生活非常緊張。所有這一切，都為去非洲做了前期準備。事實證明那段特殊的培訓非常必要。它為後來我們在非洲開展工作打了一個好基礎。

最難的課程：募捐

我們的課程上到一半時，進入最艱難的一門：募捐籌款。當老師宣佈要走出課堂在實踐中見習這門課程時，幾乎所有的學員都表示反對。但是老師堅持必須有這一課，說這樣做，對當一名志願者是非常必要的，學校對我們有要求，我們必須在規定的時間之內，每個人要籌到非洲所需的若干款項，否則就不能畢業。而且要求我們自己想辦法籌款，他們的理由是去非洲工作沒有人會幫助我們，完全要自己面
對和處理各種問題。所以我們必須體驗並學習如何面對挑戰。開始時，我們非常不理解，很多人有情緒，導致了一小部分人開始離開，退出了培訓。開始在丹麥參加培訓的有四十多人，半年後堅持下來的只有二十多個人。

我們之中有富商的女兒，一個二十五歲的小夥子是波蘭貴族，一位女士是賣了她的寶馬車來的。聽說第二天要一分一分錢地去募捐，大家都默默地坐在一起喝咖啡，一言不發。那天晚上，氣氛非常沉悶。第二天我們穿上非常儉樸的衣服上路了。學校的車把我們送到火車站人多的地方就開走了。我們大家聚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沒人敢開口。眼看著一個小時一個小時過去了，一分錢也沒募到。如果不開口募捐，我們就連回校的車錢也沒有。漸漸，比較開朗的歐洲人分開了，他們向來往的行人解釋他們的請求。他們分別拿出已經準備好的宣傳品，向他們展示非洲專案的照片，並面帶笑容地告訴人們，我們打算到非洲去做救援工作，請求資助。有人給幾個鋼蹦兒，有的人只是斜睨了一眼。

我、德子和一個新加坡人在一塊兒，因為都是東方人，我們成了好朋友。東方人的羞澀使我們無論如何開不了口，第一天一無所獲。內心的折磨和痛苦遠超過身體的疲乏，募捐行動對人真是一種挑戰。有時候我們三個人站在路旁，勸說人捐款。有的人會捐一點兒，但也有人不給。站在那裡的感覺實在不那麼舒服。德子為籌款哭了好幾回。我們的學校離海邊很近，打長途電話要到不遠的小鎮上，她幾次跑到鎮上給她在日本的男朋友打電話。有一次她抱著我哭，說她從來沒有這樣“乞求過錢”，她受不了。那個新加坡人，在第一天募捐結束後就告訴我，她要離開丹麥回新加坡去，受不了這樣“要錢”。第三天她真的要走了。那時候，我們面對著時時刻刻的考驗，心理和精神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還要面對一個個朋友的離去。如果當初在國內我知道籌款課是這樣的，我不會報名去非洲的。

大家為了實現籌款這個目標互相鼓勵、支援，那時我尤其感到友情的重要。籌款的第二天我豁出去了，我看到一個慈眉善目的老人，便走上前說：“我們要去非洲幫助那裡的孤兒，您願意為我們捐款嗎？”老人說：“你們的義舉非常值得稱道，但是，我今天確實沒帶錢。”雖然我沒有得到錢，但感覺好多了。

我也遇到過很讓人感動的事。記得那是一個雨雪交加的日子，惡劣的天氣把我凍得夠嗆。我渾身被打濕，冷得瑟瑟發抖。那天我到一個城市的火車站籌款，站了一會兒，只見一位年輕和一位年老的婦女走了過來，我走過去告訴她們我的請求。那位老人聽了以後，不但要給我們募捐，還邀請我去她家吃飯。我告訴她，我不是一個人，我們是一個小組，一起有四個人。她說我一起請。四個人她都請了。我們到了她家，她不但做飯給我們吃，還給我們每人一份錢款。我們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穫。

我們這批國際學生為了能籌到錢，完成這門重要的課程，每個人都發揮了最大的能力，想了各種辦法。我們曾幫一所中學把所有的教室門重新粉刷一遍，一天要幹十幾個小時，很辛苦。我還幹了許多自己以前從來沒有幹過的工作，比如去清理平房的屋頂，要克服懼怕房頂陡坡的心理，把房頂屋簷的雨水和樹葉清理乾淨。我還和我們團隊的其他人一起到居民住宅區，挨家挨戶賣過花。

我感到自己在磨練的過程中不斷地增加了敢於嘗試的勇氣和能力。舉一個例子：有一次我們去丹麥最北部城市的一所學校住了幾天，當時只有一輛車，臨回學校前恰恰又有兩位同學分別從波蘭和巴西加入到我們的赴非洲團隊中來。這樣車擠不下這麼多人，晚上開會時校方告訴我們必須有三個人搭便車回去，學校不給這三個人一分錢，只能設法去攔車。很長時間屋內一片寂靜，在寒冷的北歐，早春是沒有人願意站在馬路邊上揮手攔車的。我見半天沒人舉手，就舉起手來，希望有一次勇敢的嘗試。另外一個丹麥小夥子立刻也舉起手來，他說女士如攔車當地人願意給搭，尤其是外國人更好搭車，他願意與我同行，他也算一個。

第二天早上，我們倆身背大旅行背包，站在路旁，手上舉著我們要去地點的硬紙牌，這樣車在老遠就可知道我們要去哪裡。一開始就比較順利，從丹麥的最北頭城市出發（靠近瑞典），不斷的有便車讓我們搭乘。那天風刮得很大，後來在靠近哥本哈根的農村地區，我們下了一輛車後，一直招手攔車，許多車都不停。突然有一輛大卡車已經開過去了，司機又把車開了回來。讓我們上車，後來他告訴我，車開過的時候他才看到我們，他感覺我可能是中國人就趕快將車停下。這個丹麥人看上去有五十歲左右，他開了一家貨運公司，生意不錯。路上他告訴我，他曾旅遊去過北京、西安和上海。他說他對中國人有特別的好感，還一再說他應該幫助我們。他把我們帶了一段，臨下車時給了我他的名片。就這樣，我們從北部出發先後換了六輛車花了七個小時終於在下午六點以前回到了我們在南部的學校。

記得當我們出現在學校時，坐校車先返校的同伴們每人都以擁抱來迎接我們的歸來。那一時刻我好幸福。回頭看看在丹麥的每一個經歷和每一次挑戰，我驚奇地發現自己在變化；我仿佛又回到了二三十歲的青年時代，少了幾分猶豫和彷徨，多了幾分勇氣和果敢。

在三重挑戰中當好志願者

到了馬拉威，我們與英國去的志願者們一起，編成三個團隊，大家相互支持。我們在那兒遇到了三重挑戰：首先是生活條件很差。在馬拉威，環境對我來說實在是變化太大了，我們的房子房頂只是一層鐵皮，在非洲炎熱的陽光曝曬下，熱氣通過鐵皮傳到房子裡，熱極了；在我們的房子裡既沒有電話也沒有電視。我自己住的小屋，既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子，寫信和日記只能坐在床上。因為蚊子太多，而且它可能傳染瘧疾，所以我們晚上只好鑽進蚊帳看書、寫東西。當地經常停電，停電時只能在院子裡擺上三塊石頭架上鍋，生火做飯。

第二重挑戰是工作上的。非洲是愛滋病氾濫的重災區。我在馬拉威的工作是到一個新的地區開展預防愛滋病工作。我要負責九個學校的愛滋病宣傳工作，宣傳預防愛滋病的知識。當我被告知，我一個人要負責一個新的地區時，確實工作壓力很大。剛到馬拉威，人生地不熟，就被獨自派到新的地區工作，但我很自信能勝任這項工作，這不得不歸功於在丹麥的挑戰極限的培訓，那使我們具備了應付挑戰的能力。當地雖然通用英語，但是說得十分不標準。對我而言還有一個重新學習語言、設法交流的問題。我去新地區與各學校聯絡，目的是能開設愛滋病預防的課程，開始他們不同意，我就花時間反復給他們講瞭解愛滋病的重要性。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才落實了幾所學校。我曾遭到有的學校的拒絕，有當地文化背景和傳統的原因，也有宗教背景的影響。這期間，我也遇到過很友好的校長，我提出什麼，有時他們並不反對。我組織學生演預防愛滋病的節目，讓他們排活報劇，分角色扮演，到街上去演出，給當地的百姓看。那裡的百姓沒有什麼娛樂活動，所以學生的演出很受歡迎，收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馬拉威的學生雖然很窮，但特別好學，在講完愛滋病預防知識後他們總是問很多愛滋病以外的問題。

在那兒開展工作的確挺不容易的。比如免費發放避孕套是預防愛滋病的一個重要工作，而實際做起來並不容易。那裡的人不肯用避孕套，甚至會認為愛滋病是避孕套帶來的。還有來自宗教觀念的阻撓。他們說，神要我們生養眾多，節育是不可以的。所以工作不太好開展。但是我們還是堅持不斷地給當地人做培訓，製作一些宣傳品，這些對他們的觸動都挺大的。

我要去工作的學校大部分都在山區。我要輪流去九所學校，大多數時候是我一個人背著包去各個學校。那裡山雖然不是特別高，但路很不好走，路況不好。我只能每天穿著大靴子來回走。我的皮膚已經被太陽曬得很黑了，但是仍然不像非洲人耐曬，總是曬得疼痛難忍。後來乾脆無論天氣多麼炎熱我也穿長袖衣服。所以常是渾身汗水淋漓。中午沒有地方吃飯，我只能帶上煮好的雞蛋作為午飯，找個樹陰坐下來吃。有時天氣太熱，我帶的水不夠喝，路上沒有地方買水，到下午只好忍著，後來時間長了也就習慣了。

在馬拉威，當地人誤傳中國人吃人。開始我並不知道，當我去學校時，一介紹我是中國人，就會引起一陣譁然。後來我在那裡待的時間長了，他們看到我的工作，才改變了偏見。有一個臺灣人告訴我，他在馬拉威的住處曾被襲擊過。幸好他反應快，穿著褲衩從窗戶跳了出去，躲了起來，才倖免出事，但是家被搶劫了。我去學校有時想抄小路走，我問路一般問小孩，而儘量避免向男人問路。但小孩有時不懂英文，常會指錯路。各種挑戰和危險還是存在的。

再一個挑戰是個人承受力的挑戰。我們在非洲工作，缺少及時的心理支援，不少時候遇到困難，完全要靠自己挺著。在這種情況下，心理素質特別重要。在我們的組織中，如有一個人離開了，都會對大家的心理造成衝擊。我常常覺得有一種心力枯竭的感覺，我覺得僅僅有熱情、有愛心是不夠的。面對著當地貧窮問題和生存的困境，我常常不知如何幫助他們才好。比如我們在那裡做人口調查，有的婦女生了十個孩子，居然全死了，一個也沒能活下來。我們去調查的所有的家庭，沒有一個家庭是沒死過孩子的。可是說起這個，他們顯然並不很悲哀，好像都麻木了。面對這樣一種窘境，我覺得談婦女的權利、談健康權，談各種天賦人權，總顯得有點奢侈。

我在週末經常到當地孤兒院去看孤兒。這些孤兒都是父母因愛滋病死後無人看管而到那裡的，很可憐。每天放了學只有親戚來接，看他們走在山路上，被人呵斥的樣子，真讓我揪心。他們中有的人和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家裡窮得要命，幾乎什麼吃的都沒有，只有一點玉米糊，用手抓著吃，這已經是很不錯的了。這些孤兒中有的人連雞蛋都沒吃過。我曾給一位孤兒一個雞蛋，他不捨得吃，咽下口水，收起雞蛋要去換別的東西。這些看得我心裡特別難過。

有一個週末，我去訪問孤兒，準備把當地一位穆斯林給我們齋月的美味食品，送給孤兒吃。這位穆斯林是當地玉米加工廠的廠長，年已六十歲，在當地應算是富人。當我走在路上碰到他開車路過，他一定要送我去山上的孤兒家，並說很想看看我是怎樣做這樣的社會工作的。當我把省下未吃的齋月食品當著他的面送給孤兒時，我很不好意思，惟恐他會認為我“借花獻佛”。但那一次對他的震動似乎也很大。

回首往事，有很多的經歷和故事歷歷在目。我十分感激這段人生經歷。這段志願者生活使我得到了鍛煉，也使我有機會發現我自己的潛能和尚未發揮出來的資源，通過那些艱苦的經歷使我常常直面我自己，看到了自己的弱點。正是這一段不平常的非洲生活經歷，使我個人成長很快。在我們的有生之年能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做一些事情，來回報這個社會，實際上是我們的福分。當我們能給予那些有需求的人一些幫助時，實際上我們正接受了他們所贈與我們成長的一個機會。我的人生觀、世界觀有了很大的轉變，這是我原來所沒有想到的。那段志願者的經歷改變了我的內在生命，它使我對世界和周圍事物的看法有所不同，對物質生活的追求變得很淡漠。以前我在公司工作時，也會爭名逐利，經歷這一番非洲之行以後，我覺得自己變了，昇華了。

（摘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口述歷史》，此文原題為《我的心留在了非洲》，鄒昂口述，丁寧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