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城鄉問題看滋根的角色

By Huei-Jen Lin

第一印象

坐著從霍營城鐵站到西單的地鐵，自市郊駛入北京市中心。畫面從幾個破爛棚子下的早點、廢鐵處理、老人麻將、髒亂路面快速變換成一時無法數清的高樓大廈，朋友說那大概是三環。到了西單，一片高聳林立的金融中心、百貨商場，感覺我來到了台北東區，人們的穿著比市郊工作的人時髦些。差異，才一個小時地鐵的距離。
在德國影視書籍普遍對北京古樸的既定印象還感覺不到(也可能很多地方還未拜訪)，多的是商圈堆砌的資本及老街的觀光娛樂化。一些老舊的胡同仍在，只是有些萎縮。異於三年前對昆明或西昌等城市的平靜印象，我第一次來北京，視覺的衝擊才真使我承認中國的核心城市，正跟隨資本主義快速而變動的發展。資本積累不平等，造成貧富的極端差距明顯肉眼可見。

城鄉發展問題與社會矛盾

粗略閱讀幾份報告與文章談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三十年間城鄉結構的發展，幾個重大問題的逐步產生，尖銳化了社會矛盾: 農民工問題、勞資矛盾以及新近一波的土地問題(農民上樓)。
自1978經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逐步走向市場經濟，開放外資，以廉價勞工進入世界分工體系;私有化與國有中小企業政策性破產，在GDP大幅度增長與城市快速發展的同時，中央政府卻無及時的配套措施與調控能力去因應國內本土產業蕭條的問題、勞工不敵資本家的剝削、城鄉產業結構變遷與原有社會保障體系逐漸瓦解。如路愛國[1]所說，「中國建立了私有經濟為主要部分的市場經濟，從而具備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徵。」目前呈現的這些結構性問題明顯與中國當前依賴外資與政府向企業靠攏有關[2]，因而政府擁有行政介入的權力不如以往計劃經濟時期，勞工權益無法真正被保障，造成的血汗工廠與陸續不斷祭出的罷工堵路事件眾所皆知; 半無產階級化特徵的形成更坐落在廣大的「農民工」身上[3]，非城市戶口的農民及工人隨城市化發展非得已流動城市與鄉間工作，成了城市管理的灰色地帶與弱勢族群; 更為最近討論的農民上樓的土地問題，中央與地方發展共識似不一致，而多為濫用削奪農民宅基地的權力，半迫半誘農民住進被規劃的高樓社區，騰出的土地究竟是復墾或者做為城市建設用地卻讓人懷疑。
走到市場經濟這一步的今天，改革呼喊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免令人質疑社會主義的成分在哪裡?路愛國[4]認為中國變成了一個”正常”發展中的國家。我的確認同，當前城鄉結構變遷與產業經濟難以敵擋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性的影響，就如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般，貧富容易被兩極化的同時，結構產生的弱勢族群總率先被犧牲。然而跟其他發展中國家相較，中國政府仍有其強大的政治威權與行政能力做宏觀經濟的調控，但不可避免的，其政治體制正面臨這一波波的結構性問題與日漸升高的社會矛盾情緒的挑戰。過渡到市場經濟的階段，過去堅持共產主義的政治制度正不斷地隨經濟發展的面貌動搖甚而修改。只是它走的比當前經濟發展還慢，卻仍遲遲難為不斷被架空的共產主義理念找尋合適的精神填補。不斷激發的社會矛盾有必要處理，而其矛盾的惡性循環我以為是政府的政治制度管理。

維穩思路?民主意識?

正如盧思騁[5]提及的社會矛盾的惡性循環因素，除了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後所產生的社會矛盾與衝突，現有維穩思路和模式的缺陷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就談勞資矛盾下所激發的工人罷工堵路事件，中央政府在2004年將此類群體性事件定義為「人民內部矛盾」，而加以疏導、勸阻，甚至對部分行動組織者和參與者進行事後的懲治。[6]這是在不願意識勞資糾紛與矛盾本是市場運作模式下自然產生的問題，而易焦慮於勞工反抗的「亂」所產生出來的保守壓制對策。全國工業總會做為維護勞工權利而成立的組織，在中國勞工通訊第14、15期關於工人運動的調查報告裡，被批評其維權活動主要目的在於化解執政黨的合法性危機，未曾真正致力於工人的權益主體與集會協商的自主性，反倒於2007年後進入黨政的工作格局，聽從由黨與政府主導的維權群眾機制。中央政府曾為保障工人權益於2007年訂定一套勞動合同法，但基層缺少真正能維護勞工權益的工會(一般工人仍無法自組工會)，難以依憑勞動法律進行監督，且地方黨政部門與資方企業的掛鉤和行政不力，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效力有限。[7] 維權似乎多半是在維穩。
再談農民工。改革後農民工的流動主要來自農村集體經濟的瓦解與舊有覆蓋的社會保障制度消失，政府未有相應的措施，促使這些人因為城市擴張與市場化的經濟壓力而不得已流動城鄉兼工，以貼補作農無法生存的部分。反而舊制城鄉二元分的戶口制猶存，造成農民工成為城市法規與福利排除在外的弱勢、非法對象。這反映各地方政府恐懼農民進城帶來的壓力與混亂而守著戶口制度，農民工成為法外得以驅逐回鄉的對象反而實施起來較為容易。農民工問題的存在，仍是個事實，並且越來越大，引起中央的注意。但擔心開放戶口後帶來的人口壓力與混亂，地方政府多半採取壓制排除的態度。(除了成都政府在近日前宣布取消城鄉二元戶口制，將帶來新一波發展。)
而近來爭論的「農民上樓」:事實是各級地方政府對農民房的拆遷，將農民集中安置於既定規劃的新型農村社區樓房，騰出的地將以流轉的名義集中到市縣級政府的融資平台，此平台終將把土地租賃給規模企業或承包大戶，租賃收益則歸各級政府的融資平台。此舉主要是奉行了國土部在2008年頒布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管理辦法》，卻曲解了中央為了保持18億畝耕地紅線的用意(其意要求所有的城市建設用地在占用耕地時，必須先復墾出相應的耕地出來做為補償)。無論有意無意曲解，都成了對農民的大災難。脫離原有傳統的農村生活，同時增加必須自己支付社區樓房新型生活的負擔，自己對宅基地的承包權被移轉掉等等，是繼農民工問題後，更進一步的扭斷廣大農民對既有的農村生活與傳統價值的連繫。過程當中，無相應的支持團體或組織能做有效抗議，也無能監督各級政府對此增減掛鈎辦法的曲解，大部分農民似是如此默默地被迫搬上樓。媒體倒是較能對此事件發聲的，誰誰因而自殺，誰誰如果不搬就要被沉湖。然而，當這些都被當此一時期的個別事件播報時，可以被組織起來抗議的力量被分散了，彷彿中國一再再出現不公平的事件，太容易在這樣的體制下消抹了，但一再再對不公平的憤怒卻不容易如此平息。
我思索這種上行不能下效，民間困難無法上達至中央的問題，社會矛盾似乎會在這一次又一次的被壓制下，爆發出更大的事件來。中央政府是否有必要修正現有的維穩模式，而是否能有新的政治思路以回應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矛盾問題?我想來想去，除了民主意識與相應的權力機制是在回應資本主義發展起碼可以運作的較為成熟的，實在想不出別的了。當然，想到這裡，似乎離能力所及的事又更遠了。

滋根—一個由下往上的運動如何可能?

在理解了中國這樣城鄉發展的背景之後，一個我開始參與和觀察的組織滋根，一個致力於農村貧困與鄉村發展的組織，在這樣的脈絡下，扮演了甚麼樣的角色?

滋根，顧名思義滋潤根本。如小卓簡介上所提，其理念是「以人為本，可持續性發展」，我附會地理解就是反對現代社會資本主義中將人過分專業分工而物化工具化地納入其生產體系，人與物在生產利潤求最大化情況下，某些價值被剝削，某些資源被浪費。故而恢復人性，並求人與自然能永續性發展，不過是要將人在發展過程中所製造的傷害盡量復原至生命本應存在的樣子罷了。看似短短幾句的理念，我卻覺得充滿深刻而廣泛的意義在，它似乎適用於任何一個人或地方需要的角落裡，以人民對人民、草根對草根的相互幫助。以致滋根項目點的發展，便是一開始從一個小事做起—幫助女童上學。後來隨不斷的小額資金與人陸陸續續的加入，能做的事也越來越多，能覆蓋的點也越來越多。從最基本的教育發展補助獎學金到有能力進行鄉村師資與衛生員培訓; 從補助農村基本硬體設施到具備鄉村教育發展與環保推廣的概念，並鼓勵青年返鄉參與建設; 從服務農村婦女、孩童到服務農民工生活及其子女教育; 從貴州雷山一個項目點擴大到河北、山西、雲南、北京等。從此可看出滋根在項目發展上的擴大與轉移，雖然大部分仍做的是基礎性的服務項目，但背後就是一個農村發展貧困的問題。服務發展至農民工社區，也是關注到農民進城繼而衍生的子女教育和生活精神的問題。
十月底，在北京辦公室的停留，我問過項目管理行政吳丹，你覺得滋根的定位是甚麼?她說，滋根基本上是在修補政府沒走好的路子。我再同意不過，基本上就是服務問題在哪裡的地方。當吳丹說我們大部分還在做基礎性的服務項目時，也感覺到其實想做還能做的事很多，但其實辦公室也就這麼幾個人在負責撐起滋根基金會的運作。再來是，忙行政的事都忙死了，真正在想著滋根可以怎麼走可以怎麼做多半是創始人楊貴平與董旭霖老師的事。
比較北京其它NGOs，吳丹若有所感的提到，在北京的組織不少，型態也各有不同。有些專門做一件事的，有些專門培訓人的，滋根主要照顧基層照顧農村，基本就是很多問題很多點，但基本能解決人的生存需求光這件事就很難了。不過，一晚，正巧碰到董旭霖老師在跟吳丹談打算跟大學合作，找大學生做調研的事。聽董老師滔滔不絕談他的理念，可以得見他對中國經濟社會局勢發展的關心，對貧富差距拉大的憂慮。一方面又提到滋根內部有必要透過對社會議題的閱讀與討論來增能，一方也提到對滋根所做的這些項目有必要研究並做紀錄。當中我感覺到，滋根這個組織因為這兩位創始人而有其理念的高度在，是為政經社會發展的關心。但滋根到目前所能實踐的仍是在試圖接近理念當中。感覺就是邊做邊修正，但誰不是如此?一則新聞對楊貴平老師的訪問裡，楊老師很坦白的承認滋根做的很多項目她覺得失敗，因為後來的無法持續。而其實無法持續的問題大部分是碰上了結構性的經濟問題。例如培訓後的鄉村醫生仍無法光靠替村民看病就能維持生存，最後還是得出門打工。儘管理念與實踐之間距離的拉近有難度，一個組織裡有人能夠保持理念的高度與清楚的走向的人非常重要。吳丹說，我們這些執行項目的人，往往容易在陣仗中迷失，跟楊老師和董老師談一談後又會比較清楚自己在幹甚麼了。
雖然我不過在辦公室那邊待三天，滋根組織的規模與運作恐還無法談。但我很想談的是討論氣氛與決策機制。就我推測，許多大方向想法主要來自創辦人或項目管理人對外接洽的事，這些事會落到北京辦公室主要負責行政與活動的人。辦公室裡的人約有六七位，各司其職。每禮拜二的例會就會根據發落的事或針對進行的進度來討論。我理解到的討論氛圍十分平等。很多事情可以在大家都是平等的氣氛下拿出來商量，而且坦白直接，我感不到階級成分，卻感到對師長身分的尊敬。雖我認為這個組織不算大(也有中等規模)，但這樣的工作氣氛與對社會議題的敏感，卻讓我覺得頗有潛力與向上運動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北京辦公室與各省項目點的聯繫與溝通，這就是我接下來去北京要探索的了。

注釋:

[1] 路愛國，< 改革三十年—中國成為”正常”的發展中國家>， 從世界主義看資本主義危機閱讀資料，2010另類全球化國際志願者培訓資料集p.118
[2] Ibid:p.124

[3] Ibid: p.129

[4] Ibid: p.129
[5] 盧斯騁，< 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長治久安>，中國的發展主義與民間社會閱讀資料，2010另類全球化國際志願者培訓資料集p.156-157
[6] 中國工人運動觀察報告2007-2008>，中國勞工通訊NO.15，2009年3月

[7] Ibid:26

參考資料:
1. 路愛國，<改革三十年—中國成為”正常”的發展中國家>，從世界主義看資本主義危機閱讀資料，2010另類全球化國際志願者培訓資料集pp.117-142
2. 盧思騁，<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長治久安>，中國的發展主義與民間社會閱讀資料，2010另類全球化國際志願者培訓資料集pp.156-175
3. <中國工人運動觀察報告2007-2008>，中國勞工通訊NO.15，2009年3月pp.1-48
4. 小卓轉寄的，童小溪老師關於土地問題、農民拆遷的剪報資料。
5. 中國滋根鄉村教育與發展促進會http://www.zigen.org.cn/
6. 滋根二十年紀念專刊2009
7. 滋根基金会：教训已经够多了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58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