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直燒著的野花 （Focus菲律賓．十二月份工作報告）

這題目來自海子的詩「感動」裡的意象，是我隻身在菲國的生活踏入第二個月時，時時在咀嚼體會的一首詩。初來步到的戰競感開始卸除，反而逐漸更投入地把感官向未知的世界敞開，這沒有冬天的國度裡，嘗試著去體驗與感受那一切自身不可能借代的，人民的生活與抗爭經驗。

上月份的工作報告後半部從G20的新自由主義統識談到現時國內的PPP國家發展工程，觸發起我認真回顧菲律賓自上世紀至今的政經形勢與新自由主義發展脈絡，同時結合起自己在馬尼拉生活逾一個月之間所累積到的細微觀察作出思考。記得抵達甫第一天，便提醒自己：要盡量放開過去廿年皆生活在講求效率的大城市的慣性標準，保持耐心與理解，才可看到更多。

從生活的小節出發

比如說到埗幾天便領教到馬尼拉最「臭名昭著」的塞車問題：其實很明顯是道路規劃馬虎，一條雙邊共八條行車線的公路可以連一條馬路、交通燈與安全島都沒有，天橋亦不方便，又沒有不同車種的管制，加上載客車種利潤低微引致「搶客」情況，發生意外時有所聞（很多道路設計明顯是為了車輛而不是行人需要）。好了，既然如此，那麼鐵路呢？更不方便，因為兩條主要鐵路由國企和私人公司各自管理，系統並不互通。這些因素決定了當地人永無可靠的交通時間預算，因此才會出現被廣泛戲稱為「Filipino Time」的集體慣習，換作是在香港，一早被批評是「沒有時間觀念」、「工作散漫」。又比如說，絕大部份電纜都只採用架空形式（不時會看到老鼠在其上走過），在颱風降雨季節期間，便曾出現因水浸而造成嚴重傷亡和損失，都令人疑惑，究竟是我們對「現代化」城市標準太一廂情願？還是政府花在基建的資源的確不足夠？而且在所有超市、便利店內，所有簡單日用品如牙膏、沐浴露以至藥物都以散裝小包形式發售，最初對我來說真的不明所以，心想一次過買大包、大支裝的產品不是更耐用化算嗎？但很快就明白，這現象其實側面反映了，在一個貧富懸殊如此嚴重的地方，大部份老百姓的消費模式很受現金多寡所限制…

國家經濟策略與財政廉潔度

(研討會現場，手機拍的質素不佳，請見諒嘍)

適逢十一月底，我參加了Open Budget Partnership(OBP)舉辦的有關2011年度國家財政預算方案的研討會。名為Partnership，就是一個政府財務官員、參議員、專業界別、學界及公民社會組織協作的平台，希望藉此增加國家財政規劃的透明度和問責，並透過與不同持份者的交流，達到完善地方政府的公共資源管理的目標，又連結一個由四大傳媒及新聞業組織聯合發起的The Philippine Public Transparency Reporting Project，達至公眾監察與充權。估計背景離不開菲律賓政府「舉世知名」的貪腐形象，其中一個可參考的數據，便是其廉潔度長年被國際反貪污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評級甚低，位列世界第139。OBP雖算不上是結構性的改革，但這平台建設的努力也值得肯定。近年菲律賓公民社會組織推動「資訊自由法」(FOI)立法也出於同一背景，也是Focus菲律賓辦公室的一個關注議題之一，但大概因為直接牽涉制度改革，故此一直在議會層面被屢次阻撓通過。

研討會上也有公民社會組織的代表對官員及參議員就現時的PPP計劃作出提問，包括有代表指出官方就計劃實施一筆過撥款後，對漁民及農民社群的補助減少，直接影響生計；另外也有代表質疑PPP計劃實是馬可斯執政時代的遺物…（也有不少有意思的提問，但筆記在我隨後背包被偷時丟失了，嗚嗚；而在警局的經歷與觀察也頗值得一記，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從PPP回到菲律賓的新自由主義發展背景

如果要重塑菲律賓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應該要比慣常認知的70年代更要推前十年，還有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美國殖民管治期間所種下的扶助豪強當政、縱容貪腐之禍根。60年代初，當時的政府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發展計劃──解除商貿管制令本土經濟和農業大受打擊再難翻身，城鄉發展皆停滯，也令菲國至今長年依賴外債，同時不斷要縮減公共開支、並向海外輸出廉價勞動力。這情況一直延續，90年代中，政府還推行食水私營化，承辦公司改善水質的承諾不但從未實現，水費漲價也令貧窮家庭雪上加霜；同時更積極推動發電廠的全面私有化，包括解除能源活動的管制、吸引外資，結果令菲國成電費最高的亞洲國家之一，高於日本，電費還會隨通脹變動。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著名的「三農學者」李昌平曾多次以菲律賓的教訓來痛陳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政策（詳見其訪問），同時以日、韓、台的正面經驗作比較。很多人未必知道，菲律賓在30年代曾經是亞洲現代化的領頭羊，與日本共駕齊驅，那時候，是亞洲國家反過來輸出外勞到菲國呢。可悲是菲國成為了美帝、跨國企業與國內資本家及利益集團的「後花園」，大量農民失地破產，被迫湧入城市，農業生產停滯，加上種種殖民與封建而遺留下來的政治條件，促使了國內延續至今的社會矛盾（不也預視了隨後拉丁美洲的相似命運？）。李昌平認為，上述幾個亞洲國家經濟轉型成敗的關鍵在於現代化過程中，如何規劃和協調農業與農村的同步改革。而同時，倒是日韓台造就了經濟成功，令人感歎。菲國統治精英在60年代亦明白現代化的慘痛代價，重組土地改革，遺憾在腐敗混亂的政治體制下，成效畢竟有限。

近幾十年來，菲國長年依賴外債，至今仍然受跨國組織與企業所掣肘。就以農業和糧食主權作例子。自7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擴張，迫使了菲國進一步縮減本國糧食局的職能，以達致所謂「解除管制」、「自由化」之目的；90年代菲國加入世貿後，更進一步受種種「自由貿易協定」影響……這一連串的發展惡果，大家應該已可簡單推理。菲國本來的稻米既自給自足，並能輸出國外，卻在90年代慘成進口國；本來相對自主的農業用地，也淪為跨國資本的生產線，令菲國更難保障本國的糧食供給安全。農民慘況自不用說，平民百姓也因商家壟斷操控價格而受害；再加上近十年的氣候危機，對農業、漁業收成與生產造成更大打擊。

參與當中的點滴雜感與工作展望

(行動前，漁民組織宣示立場)

(其中一張參加者的示威牌)

(準備「水上抗議」)

對，話題一轉，就牽扯到才剛結束不久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COP16會議上。我沒有思穎的機會去墨西哥坎昆感受會議情況與全球氣候正義運動的呼聲，但也參與了一些在馬尼拉本土內針對是次會議的行動，其中包括一個漁民社群關注組織的抗議，當天由主辦團體租用船隻，沿馬尼拉港進行「水上抗議」。

此外，我在辦公室也開始面對新的工作挑戰。除了為菲律賓辦公室雙月出版的政策通訊撰寫了一篇討論香港貧窮問題的文章外，接下來一個月還得與去年的台灣工作夥伴合作準備關於中菲貿易、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專題研究文章，可謂一個全新的挑戰。亦因為要處理自由貿易協定相關的討論，我還在想可否多準備一個簡述香港在2004年實施CEPA後的個案分析，畢竟，在香港可以找到的文獻中，以較批判或中肯視角去審視CEPA對社會民生影響的研究分析資源真的少之又少（大部份都是那種「大中華地區商機」的觀點為主…），加上同一時間，ECFA也在台灣如箭在弦了……如果能夠做到不同亞洲地區個案之間更多的分析連結，會否可以產生更有價值的討論與觀照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