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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6日 星期日

A Just Wage Is A Living Wage – London Citizens 耶誕頌歌行動後記


A Just Wage Is A Living Wage – London Citizens 耶誕頌歌行動後記

文/圖:趙文瑾





媽媽背著小孩、老師帶著學生、樂隊演奏著聖誕歌曲,在只有零度的十二月寒風裡,倫敦人潮擁擠的Oxford Street上。你看見年老的修女一臉肅穆、活潑的學生嘻嘻鬧鬧,還有戴著頭巾的穆斯林婦女,一起拿著歌詞,在音樂的伴奏下對著路人大聲歌唱。如果不抬頭看他們的標語,如果不仔細閱讀他們發給你的傳單,你可能會以為只是和某個聖誕嘉年華會交錯而過。但如果你願意放慢腳步,聽一聽,看一看,馬上就會有人快步拿著傳單走上來,嚴肅地對你說,我們要求迪士尼應該給付生活工資給他們的基層工作人員,基本工資根本不足以讓他們的員工能夠在倫敦過一個有尊嚴的生活!










是的,雖然沒有喇叭、沒有呼喊口號,雖然這些人只是在寒風中一遍又一遍的唱著那些你耳熟能詳的聖誕歌曲,但是他們要傳遞的訊息卻是極其沈重。基本工資不足以讓一個勞工在倫敦過著有尊嚴的生活,她/他必須日以繼夜,身兼好幾份工作才能夠讓她/他的家庭得以溫飽,不管是政府、企業或者雇主,都不能夠忽略這個事實,你必須看見這些人的真實生活。

這,就是Citizens UK已經推行十年的生活工資運動。




一、滿足生活基本需求的工資
也許會令許多人感到驚訝(至少我自己覺得很驚訝),Living Wage 的概念最早並非源自於討論勞工或者是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背景,而是源自於天主教的社會教育概念(Catholic Social Teaching,CST),或翻作「天主教社會訓導」。最簡單的來說,CST是天主教教會所發展出對於社會正義的看法,而內容包括了整體社會福利、經濟、社會組織與國家角色。其廣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教宗李奧十三世Pope Leo XIII'於1981年所作的一份通諭「encyclical letter Rerum Novarum」。

若很簡單的利用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XVI的話來說明:「去愛就是要去給予,把屬於我的給予別人…但是我不能夠把屬於我的給予別人,而沒有先還給他/她原來公義上他/她就就應該擁有的東西。」所以,在Citizens UK描述生活工資的資料中,我們經常可以見到「A Just Wage Is A Living Wage」這樣的標語。這裡所謂的Just,並非是聯繫到一般社會科學領域的貧富差距或者是社會分配概念(雖然其實要討論的東西也有點相像),而比較貼近一種道德上的意義。
(註:因為我完全沒有天主教背景知識,所以這一段全憑資料字面上的理解,已經盡力了,有誤還請指正。)

而在CST中,所謂的「Just Wage」,意指一個人的工資必須要能夠滿足她/她和家庭的基本需求。所以,一份公正的工資,最少應該是一份能夠滿足生活須求的工資。2009年,英國的最低工資一小時是5.80磅,這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勞工一天工作八小時,一個星期工作五天,他的週收入會是232磅,月收入928鎊。為了讓大家瞭解,這樣的薪資如何難以在倫敦生活,以下就倫敦的消費物價作一點簡單的說明。譬如一個六、七坪大的套房,普通區位、普通裝潢,台北市的價格大約是一個月一萬到一萬二台幣。而在倫敦,這樣的套房一個星期至少要一百五十英鎊,一個月大約將近三萬台幣。如果有家庭,要照顧小孩或者是父母,兩房一廳的公寓,一個月大概就要一千英鎊以上,不含水電瓦斯。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勞工只能領取最低薪資時,他們經常必須要身兼兩到三份工作的原因。(類似的情況台北亦然)

十年前,當London Citizens在東倫敦地區試圖去瞭解當地社區與居民的現況時,經過了與數千人的交談,他們發現人們最普遍的壓力來源是通常父母必須同時身兼兩到三份工作,以至於沒有時間可以陪伴家庭與社區。在這樣的情況下,2001年,在一場超過一千多名社區領袖共同參與的集會上,生活工資的運動正式開始推動。

一開始,生活工資被視為一個註定失敗的運動,但是經過了十年,目前已經有包括匯豐(HSBC),萊雅(Loreal)等一百家企業與公部門加入,超過 6500個家庭得到了4000萬英鎊以上的額外收入。不但許多政治領袖,包括前任首相Gordon Brown,現任首相David Cameron,以至於倫敦市長Boris Johnson都曾在公開場合肯定Living Wage的概念,其他英國城市像是Glasgow、Cardiff,甚至是澳洲的雪梨,都開始討論生活工資的概念是否可能在當地實行。

生活工資的推動策略並非是台灣許多團體所習慣的針對政府進行的體系改革,而是挑出幾個大的目標,和當地的團體一起施加壓力,重點是,把「人」的樣貌帶進訴求中。在生活工資運動中,有一個故事非常普遍流傳,內容是關於匯豐(HSBC),這個全英國最大的商業銀行,為什麼會願意給付生活工資的起源。

Durrant,44歲,有五個小孩,在HSBC擔任清潔工,一個小時5英鎊。Sir John Bond,HSBC董事長,過去一年內薪水是188萬英鎊。在一場London Citizens策劃的會議上,Durrant站起來告訴Sir John Bond 以及所有HSBC的董事們,「我現在很緊張,因為在這裡我應該是要隱形的,我不會操作電腦,我只有拖把和水桶,我工作一整晚,一小時拿五英鎊。我的小孩去上學,沒有一份得體的午餐,他們不能參加班上的郊遊,我不能提供他們所需求的生活。我現在向你們要求一份生活工資,因為唯有如此,我和我的同事,才能和一般人一樣過一個有尊嚴的生活。」

2009年,相對於基本工資5,8英鎊,倫敦生活工資定在7.6英鎊。一個小時只差兩英鎊,雖然很少,但是已經可以造成很多不同。一個小時增加兩英鎊,到底會對一個企業造成多大的傷害呢?通常這個問題在被具體思考以前,就已經先被回絕掉了。企業必須要獲利、要對股東負責、要經過重重部門的運作、清潔工是派遣的,應該由派遣公司負責,諸如此類等等理由。在進行一項談判的過程中,人很容易會躲在官僚體系的後面規避責任。而London Citizens的策略之一,就是把人給點出來,不是HSBC普遍勞工過怎樣的生活,也不是拿出一大堆統計數據要你知道你應該有什麼樣的責任。而是人,具體的人的故事,你們在同一個大樓裡工作,同樣都有家庭,但是生活處境卻天壤之別。讓「人」看見「人」,這就是London Citizens的主要操作策略之一。

HSBC加入了。



二、不給糖,就搗蛋!

利用節慶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時間點進行活動或施壓,所有的倡議團體舉世皆然。但是如何利用場合,讓受到壓力的對象氣氛和諧地處於談判弱勢,啞巴吃黃蓮,哭笑不得,這就是London Citizens的拿手好戲了。

Oxford Street上,歌唱還在持續,但是另一頭,三十多人的隊伍過了馬路,魚貫而入地走進了大街上的Disney專賣店,在店裡高聲唱起歌來。店經理氣得叫保全、叫警察,但是這些人說,我們什麼都沒有作,我們只是唱歌阿。就這樣,所有人都沒有辦法,只能任憑他們唱得滿意後自行離開。

但其實在這一場活動之前,本來立場強硬的Disney,因為知道有抗議行動,所以緊急與London Citizens進行妥協,承諾願意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就生活工資彼此進行討論。在行動前簡短說明了這樣的情況之後,在場的與會者還是決定一切活動要照樣舉行,所以,就算承諾要給糖,但是既然還沒有真的給,搗亂還是繼續囉!

這一場活動的的部份重點在於Carol,耶誕頌歌,天主教或是基督教的讚美詩。F是一位從菲律賓來的老太太,她和她英國籍的丈夫一起來參加這一次的行動。她把那一大張A3的歌詞單推還給我「我不用看歌詞,這些我都會背的!」她自信地說「不信你考我好了!」。對於天主教或是基督教背景的人來說,唱讚美詩是一件再熟悉不過的事情,唯一不同的是,這一次他們要為了生活工資而唱,他們要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用他們最熟悉的方式,表達他們的看法。這也是London Citizens的社群組織技巧之一,利用組織已有的內部經驗來面對你的反對者,你的經驗會讓你自然有一種內部凝聚力,而非憑空創造出一種抗議形式去施加壓力。

除了利用現有經驗外,London Citizens非常擅長於將各式各樣的人都組織到活動中,各種年齡層的人都有他們的表演空間。一個令人拍案叫絕的故事發生在2008年十月。因為英國政府「兒童、學校與家庭部」(department of children, school and families),長期以來一直拒絕討論該部門清潔人員是否應該給付生活工資。所以,London Citizens決定要在萬聖節前採取一些行動施加壓力。

於是在許多教會、學校與家長的支持下,London Citizens組織了一群孩童,穿戴上萬聖節的節慶服飾,集體走到倫敦官府大道(Whitehall)上,這一群孩童蹦蹦跳跳地走進這些部門問他們「為什麼你們不願意給這些員工生活工資呢?」「為什麼你們不願意跟我們開會討論呢?」「為什麼你們說你們要終結孩童的貧窮問題,可是連付生活工資給你們的清潔人員都不願意呢?」面對一群真的很想要知道為什麼的小孩子,你能夠怎麼回答?場外有媒體在守候,你又能夠多強硬呢?

場外,London Citizens舉起標語,聯繫媒體,要求該部門的負責人Ed Ball必須就此做出回應。在多重的壓力下,Ed Ball承諾從2009年一月起,所有該部門的員工都可以得到生活工資的給付。

相同的招數也在次年萬聖節再度上演,這一次小朋友抱著一顆「貧窮南瓜」(Poverty Pumpkins),要送給那些還不願意給付生活工資的政府部門。財政部雖然關上了大門,但是勞工部(Department of Word and Pensions)卻接受了南瓜,並且答應正式晤談。

沒有複雜的說理,沒有天花亂墜的學說與數據,生活工資運動從人開始,一次一個目標,慢慢地在企業與政府部門間打開了突破口。這些參與的民眾是老人、是小孩、是家庭主婦,是那些我們以往難以想像在社會運動中衝鋒陷陣的人。但是他們在London Citizens的行動中,都站到最前線了。基本工資有多少,要如何計算,這是一個經濟的、統計的、產業的、人權的、社會的、政治的,可以瞬間複雜到不行的問題。但是作為一個人,就有權利活得有尊嚴,這個道理從七歲到七十歲都可以瞭解,無論階級、年齡、學歷與職業。

不要在開會討論了!就動手去作吧!我們雖然懂得少,但是我看的見,我聽的見,我看的見我的朋友因為交不出費用而無法去郊遊,我聽的見我的鄰居因為經濟壓力每日抱怨。每個人的周遭都有這些故事,但差別在於我們有沒有方法去參與,並且造成改變。在Citizens MK (Milton Keynes)的成立大會上,一個坐在我後排,十二歲的穆斯林少年主動跟我握手,跟我說他的名字,他指著後方,說他和他的好朋友們都來參加今天的活動了,他說他自己的朋友就曾經遭受過安全的威脅,所以希望可以出來為社群作點事。看著他的表情誠摯肯定,我感動得幾乎說不出話。是什麼樣的組織方法和平等寬容,可以讓一個十二歲的少年如此自信地去談論一個,也許在其他國家,在台灣,連中年人都怯於談論、參與的話題。在簡短介紹我自己之後,我站起來,走過去一一和他的朋友們正式地握手。是參與,讓我們成為「公民」(citizen),不管年齡、性別、種族,我們都應該有一個「公民式」的見面禮!

也許在許多議題都專業化、複雜化之後的今天,我們經常在無止盡的文書作業中忘記,社會運動的初衷其實是你相信,這些人,真實的人,他們值得更好的生活。是人的生命經驗與情感關係,讓我們知道有一些價值無論如何不可以放棄。而這,也是Citizens UK在社群組織中所強調的,「關係」(relationship)的建立比議題更加重要的原因。議題會結束,支持議題的人集結的很快,散的也快,但是如果一群人關係建立了,那他們永遠可以不斷為了下一個目標而努力。

生活工資運動十年了,然而真正的成果並不在具體的政策變革和金錢收益,而是在每一個社區居民的心中。他們用行動去支持,作為一個人,就應該得到有尊嚴的生活。在南倫敦的大會上,二十多個國小學童以女性清潔工為題,上台演唱仙度瑞拉:「滴答、滴答,她幾乎繞著時鐘工作;滴答、滴答,她每日為了灰塵和打掃奔忙;滴答、滴答,這樣對待她,是一種犯罪阿!」

讓一個人毫無尊嚴的工作就是一種犯罪,這是一個這麼簡單的道理,不是嗎?



相關過往資料與數據參考自
Austen Ivereigh, Faithful Citizens, 2010,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Ltd.
London Citizens, Annual Repor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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