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這幅畫是在一餐廳中看到的,非常為之觸動。雖然沒有問這幅畫的來歷和介紹,但十字架、國旗所代表的殉國民族英雄,還有畫下方的囚牢鐵枝與薔薇所代表的苦難與尊嚴,還有代表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年份(由1896開始),種種元素湊合起來不難自行解讀。)
在菲律賓的第三個月可算是進入深耕期。直至二月底前,我和另一位工作夥伴眼下最大的挑戰便是完成三月份出版、針對中菲關係的政策評論專題,目前剛交了第一稿,尚待審閱和修改中,下月報告可以詳述;另外,也因為今年將是菲律賓人民革命(EDSA People Power)的25周年,辦公室將會發佈一紀錄片及連串紀念活動,我們也無可避免地需要參與資料整理的工作。
隨著對本地處境的逐步掌握(雖然一定不會說很了解啦),加上從生活上遇到的種種瑣事的體會,心中確是多了很多想法。正因為我來自香港──一個相當抱擁主流經濟意識型態的城市──每當我述說菲律賓或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處境時,都總會非常自覺地(有時是不厭其煩地)強調歐美新自由主義擴張及WTO、IMF等跨國組織所造成的遺害,來回應那些「誰叫這些國家又窮政府又貪腐無能」的刻板觀感。但我還是認同《亞洲教父》的作者於書末提到的一點:東南亞的長期滯後與混亂「不能全都怪在白人頭上」,因為東南亞臭名昭著的Crony Capitalism的肇因都是國家管治精英與本地權貴的勾結共謀,哪怕是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就算沒有嚴重失德,也都因為缺乏承擔或遠見而無力帶動任何針對性的改革與政策推行,才使得這種不公義的金權遊戲每朝每代地延續下去。
正因如此,我才對於在這裡感受到的「民族英雄」泛濫的氣氛感到無奈甚或不安。無論是已故的阿基諾總統、到現時受到民眾高度期望的阿基諾三世(還有那個由電影明星選上總統不夠兩年就因貪污變成「過街老鼠」的Estrada),或者是受全國上下擁戴的拳王議員,甚至是撐起半個國家經濟的海外勞工們……但已故總統除了作風相對清廉以外,究竟確實成就了多少建設性的德政(至少在保護國內經濟的政策上看不出)?而觀乎阿基諾三世上台後發表的施政綱領方向(例如上月報告提到的PPP計劃),又真的值得如此高的期望嗎?南部窮小子躍變拳王明星的故事,無疑確是相當符合普通民眾的自強成功神話想像,但這就可輕易獲得人民的授權,還可繼續坐擁全國上下的廣告代言收益,不是令人感到很值得質疑嗎?如果國家的經濟不那麼糟糕,有那麼教育程度不低的年青人還願意離鄉別井去當別國的次等公民和廉價勞工嗎?……「民族英雄」的文化表述,因而掩蓋了甚麼?局限了甚麼?
過往浩浩蕩蕩的人民運動當然值得追思紀念,其中的經驗累積對公民社會相當重要,這我都不質疑並且肯定,但看到一個當時有份參與運動、卻在馬可斯倒台、新政上任後仍然屢次發動政變的軍官依然被很多紀錄文獻描繪成魅力領袖與民眾英雄時(我們的經驗令我們很自然會覺得將一個實際掌控軍事權力的人去政治化地描繪成英雄很危險,但那可能只是我們以為的「常識」,不符合他人的國情),確實讓我想到「文化解殖」的重要性。
《亞洲教父》裡提到東南亞與東北亞發展迴異的歷史條件與特點,當中也提到對於台灣與南韓的民主化進程與經濟轉型的正面評價。後殖民研究之所以如此重要,正是因為全世界的經驗提醒我們,殖民者撤退、民族國家獨立後,原有的權力利益結構往往不受影響甚至得以維持,而殖民地時代留下來的文化結構亦會規範我們想像的可能性。多多少少是因為在香港成長和參與社運的過程,令我相信,公民社會的覺醒都是建基於希望落空、對於只能依靠自身力量推動改變的事實的體會上,比如說如果沒有國民黨執政的獨裁和白色恐怖、沒有光州事件中美國對獨裁軍閥政府的支持這些歷史的轉捩時刻,往後公民社會的發展路徑、速度與活力可能會和今天很不同也說不準。
因此,回看菲律賓獨立後在美國以至相關政策上的搖擺與依賴(其實今天的「國父」、民族獨立英雄黎剎也是被美國管治期間刻意抬高的,如此有策略的文化收編,教人情何以堪;情況就好像早前香港老牌民主鬥士司徒華病逝後政府和親中人士都一窩蜂出來致敬致哀一樣!),還有這種民族英雄泛濫所反映出的盲點,真箇是令人感到悲哀又可歎的。作為一個外來人,我抱持的態度當然是同情、理解而非批判,何況很多事情我尚在學習當中,絕不能算是一家之言。但希望這些觀察和思考,無論有多實在也好,都能成為往後實踐的思想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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