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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24日 星期四

倫敦公民地區組織工作2


一輪長假期過後,同事陸陸續續回到辦公室工作,電話又開始響個不停,雖然我們大多數時間都在外跑,但總有回到辦公室工作的時候,所以我們又要開始為沒有電腦可用而頭痛。聽說倫敦公民在這兩三年間由六七人的小團體發展至現在有30多人的組織,本來的辦公室自然不夠用。辦公室裡進進出出的腳步聲,嘀嘀嗒嗒起落不斷的鍵盤聲,不斷有人打朝呼,問候,有人會喊“有人要茶嗎?”,以及接來幾個“要喔(Please)”,大小會議室換了一批人又一批人,倫敦的工作節奏跟香港沒有兩樣,都是快步走的,還好的是,不乏人情味。

這兩個月,為要了解會員機構和各個倫敦地區及項目的運作情況,我跟很多人見過面,不只是要資料搜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合作的關係。上份報告有提到倫敦公民的社區組織工作是由關係帶動的,從關係中將人結連,變成合作伙伴,為更健康的團體,更理想的社區而行動。當我與華工會的大部份的核心成員個別的見過面後,開始理解到1﹣2﹣1面談的利害之處,因為強調要平等,互動,所以習慣事工(Task Oriented)的我也只要放慢腳步,將自己多話和過於主動的習慣調節,停下去學習去“聽”,意外地聽見更多在英國的華工的生活,憂慮和爭扎,而他們也開始對的我的參與有所期待。

回應社區需要:
1. 西倫敦公民﹣將被關閉的殘疾人士服務中心
英國首相去年公佈的各樣應付財赤措施今年年初陸續出台,每個區政府都需要削減4成開支,由於政府內部多項服務早都己外判,因此現在最受影響的是仍然依靠政府撥款的社會福利及前線服務機構。西敏寺區(Borough of Westminster)便有殘疾人士服務中心因此而被迫關閉,影響整個地區28個嚴重殘疾病患和他/她們長年需要服務支援的家庭,其中一位病患更可能會因此無家可歸。西敏寺是西倫敦公民的其中的工作重點,雖然被迫關閉的服務中心過往未接觸過倫敦公民,但負責這個區的組織者Stefan將這個壞消息帶回辦公室後,其他同事都馬上關注起來。一方面,為受影響的家庭擔心,另一方面,也預計類似的情況會在自己負責的地區出現,所以也加緊留意事件發展。


圖一:西倫敦公民西敏寺區會上

Neil認為面對政府這次的財減措施,不可能說我們要拒絕財減,而是要怎樣開始與區政府談判和協調,提到可行的建議,如較平宜的方法,讓服務中心可以繼續運作,令受影響的家庭不至完全沒有服務而頓失依靠。為了讓現有的會員團體有準備,也幫助將被關閉的中心職員、義工和受影響家庭預備未來要與政府部門開的會,上月底的兩天培訓(2day Training)的談判環節便引用這真實例子,也特別邀請那中心的代表參加,參與模懝談判,了解談判時的重點和策略。

除了培訓,西敏寺的區會(Borough Meeting)也將中心被迫倒閉的事件特別放開設議題討論,不只讓區內其他成員團體關注事件,也讓關心的團體一起討論可以如何協助跟進。現場其他團體對受影響家庭的關注,給予中心的職員,義工及病患家人的支持,為中心可以如何準備談判、策劃未來行動吸引傳媒和社區的關注,令人體驗到公民社會如何發揮團結力量。


圖二: 區會的小組討論後,成員就不同議題未來的跟進計劃現場匯報

2. 南倫敦公民﹣另類的移民法諮詢座談會
一個星期五晚上,在南倫敦有一個很不一般的移民法座談會,也值得在這裡與大家分享。倫敦有很多因為各種原因延期居留的人,包括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因為沒有身份,當遇到各樣法律問題時,很難找到律師來協助,社會上便出現一批自稱是律師的騙徒(Cowboy Lawyer)向他/她們騙取大量金錢。聖誕節前,有同事便在BBC新聞揭發這些騙徒的做案手法,引起了社會的注意,這次講座是南倫敦地區的跟進工作。


圖三:南倫敦公民的移民法諮詢座談會上


圖四:座談會開始時,教會的領袖在作簡介

舉辦講座的地方是倫敦南部邊沿的Lewisham,是個華人和黑人聚居的地方,特別是黑人,這裡的黑人教會便是隨處可見。講座的對象是當地沒有身份的黑人社群,舉辦場地自然也是黑人教會。雖然講座開始時,教會內的座位大多數空著,但半小時後,整個教會禮堂己坐滿了超過二百人。當主持(自來三間黑人教會的領袖)問到有多少參加者是這間黑人教會的會員,或來自倫敦公民的會員團體時,現場除了台上的主持人和義工之外,台下看不見人有反應,可見所有參加者都是新接觸的朋友,也說明講座實在切合社區的需要。


圖五:南倫敦公民的移民法講座談會上

講座分開兩部份,第一部份,南部的同事找來七位義務律師來講解現有移民法例的不同的範圍內容,舉例:如何可申報難民身份作居留?申請英國公民的條件及手續,在英國出生的子女的居留權問題等等。當律師講解時, 參加者都很專注, 更不時有人大喊“怎麼?怎樣弄呢?”,反映大家都渴望知道內容。第二部份,大會將現場的人分成七個小組,由不同的律師解答參加者個別的問題。同一時間,有同事會與現場人士聊天,聆聽及收集各人的故事(Listening Campaign),以便在當中發掘可以跟進的議題和有潛質的領袖。與香港類似的座談會不同,這樣的座談會才開組織的開始,聆聽了解需要,發掘議題和可以一起合作的領袖,再在社區展開不同層次的討論,令社區人士能參與去改變社會現況。

從以上兩個例子,可見倫敦公民的社區組織工作除了重視關係建立,也強調與社區的互動。當社區人士講出訴求,組織者與領袖或關心事件的潛在領袖去訴求分析問題或事件的權力分佈,將問題成為可被改變的議題,帶動領袖去跟進行動。由於有成員團體的領袖參與, 議題便能在社區內討論, 將社區裡的人連起來。經過組織過程,社區內渴望改變的人,再不只是在家裡對著電視或報紙破口大罵,而是將氣憤變成能去參與改變的力量,為自身和社區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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