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雙佈滿粗紋的手正搓嗦著,張師傅咧嘴靦腆地笑了一下,「調解不成,走仲裁,仲裁怎麼走呢?」十二月四日那天是法律宣導日,在北京,也正好,一群政法大學學法律的大學生,浩浩蕩蕩十多人走進滋根所在史各庄的小小活動室,面對一群二三十個建築工師傅。那天,來活動室的師傅特別多,原因是許多人做完工程該回老家了,卻遲遲拿不到老闆應當給足的工資。「明明十萬卻只給六萬,說什麼哪裡沒做好」,「說明天會給,等到明 天了又說下禮拜」。不少人甚至就從十月十一月這樣滯留北京等待,佔住了自己蓋 的屋,但沒電而水也被停,吃的花的都是自己老本,待到氣候越來越冷,每晚活動室裡的師傅越來越多,總是咧咧嘴靦腆笑著進來,周二周三周五周六晚看電影,週四看書下棋。活動室能服務的,至少是給一個稍微溫暖的地方。
十二月初周六那晚這麼多人都是來問怎麼討工資的,幾個學生被一群建築工師傅包圍,活動室裡塞滿了好幾群。學生們幫助師傅釐清勞工的權益問題,並說明怎麼保護自己,怎麼走調解、走仲裁等法律途徑。熱血沸騰了因停電而逐漸冰冷的活動室,我一旁聽著,好似這個群體真能動起來去維護自己權益,但一方面卻也暗自擔心,調解不成,是否工人們進一步的被分化,或者走向仲裁,不知要耗掉多少時日,熱鍋上的螞蟻要如何返鄉?
隔些時日,史各庄 的工作人員既生氣又沮喪的重覆建築工師傅在法宣日後說的話:「說那麼多有甚麼用,工資還不是照樣不給!」話後,大夥兒一陣沉默,自覺像這樣做社區服務性質的組織,如何跟人談維權運動。「可以做什麼?那你來幫我們討工資啊!」另一個工作人員就曾無奈的面對這建築工師傅說出來的話。如果活動室是為這些農民工 服務的,卻不能解決他們最切身的需求,它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呢?難道只是安慰性質?我在初來的第一個禮拜,像從原先紙上談農民工問題迅速墜入如此最現實的問題,而感到實際解決的艱難。
未果,我們談起了作平台與網絡這件事—作為農民工得以諮詢的窗口。我們可試著跟有法律背景的志願者作聯繫,做為可以法律諮詢的網絡;亦可跟在做維權運動的組織做聯繫和引介。然而到現在,沒那麼容易能做起來。三個方面問題我嘗試去理解。一則是農民工長期處於資訊與地位弱勢而缺乏自信心,且不擅長走這方面的管道,導致容易依賴他人能力。於是他們回應不願意親自聯繫,寧願要工作人員陪他們去討薪。二則是工作人員本身,皆是相當年輕的新手,有相對性的缺乏自信心,不認為自己真能透過電話聯繫而幫得了他們。再者,是僵硬的政治環境下無法允許一些維權組織得以積極自由的運作。
總總,體現了農民工問題在長久時日的舉國關注與多次討薪運動下,仍舊是個不停上演血淚聲討與政治安撫的戲碼。儘管各地逐漸有了由上而下的半政府工會組織,形同虛設,討薪事件遲遲未獲一套程序有效解決; 而由下而上的為農民工維權的NGO組織,有其被政治打壓而不易成熟運作的難處。
圖2滋根李賀勤攝。法宣日:大學生為農民工討薪提供法律諮詢
圖3滋根李賀勤攝。法宣日:大學生為農民工討薪提供法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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