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Huei-Jen
圖1: 滋根活動室看板。 攝/滋根活動室
圖2:西三旗民工中心所在的東小口村。攝/林慧珍
圖3:史各庄民工中心附近。攝/林慧珍
等待一個切入點
一開始,我對活動室周圍半城半村的現象感到好奇,流動人口、移工是我亟欲探索的議題,透過文獻與報章的閱讀我想更深刻的理解它,理解它在全球性與現代化的框架流動是怎麼一回事,和其他國家的社會流動情況有什麼對照。
十二月初時,對現實的觀察只是刺激我對整個結構環境和理論想進行更深的挖掘,卻降不下來做實務的事。當時,我在等待一個切入點。原以為會進行相關的勞工訪調,但實際接觸後發覺,活動室尚在交接狀態,並在一個基礎性服務的狀態上,要由交接的新人去摸索和發展其他新的服務模式。那麼,我以為,勞工訪調可能就非現下的能力與時機所能觸及的。若非普查而是針對服務對象及需求所做的調研,其背後應是以活動室為中心,由工作人員在歷經幾番成熟經驗與掌握社區的熟悉度後,帶著以深入服務或揭發議題為需求而產生的問題意識,來進行系統性的調查。在此節骨眼上,我不太清楚是否能提出這項要求,也不知道這能對活動室能達到多少效益,再者自身仍有適應語言與文化環境的問題。想想還是多觀察多瞭解好。
活動室自十二月的寒冷步入一月的冰凍,西三旗遍地是廢水流成一層冰,有些孩子在冰上玩耍。待的時間愈長,見到和聽到的問題便多了起來,沉入現實許多,也理解許多。隨過工作人員走訪發放助學金的學校、聽課、家訪助學金學生;步入校內成長課堂、觀察打工子弟學校和老師,聽工作人員談東小口村的青少年,心裡有些體認。連結學校與社區的少兒教育,恐怕是西三旗這樣的社區型態較容易也被需要去切入的點。對少兒經營的教育也會是潛力效益較大的。我從一開始不明了成長課的用意與意義,隨著對當地環境的熟悉與對人群的理解,漸漸明白對這些文化不利的孩子們,如何使用教育力量開創一個能讓他們正面認知現實與自我的空間是十分重要的。要不,他們將會是下一批流動人口惡性循環衍生的社會問題。回想過去在臺灣偏遠地區的教育經驗,彷彿相似的共同問題在於,青少年在大環境下對自我身分被邊緣化而造成的認同模糊與矛盾,加上家庭與學校環境問題產生的疏忽照顧或壓迫,他們容易消極傾附于青少年次文化的同儕認同,而疏離原應正當求學和工作的路子。我在西三旗見著上初中的學生有些疏離的狀態。只是,不似臺灣問題,如何發揮更大的教育力量深根社區,卻是這類不停移動與搬遷的社區特別艱難的地方。而我們有多大能耐與智慧去耗在這個會浮動的社區上頭。
當沉入現實,親臨第一線工作現場的時候,始能明白我們就是收拾那社會結構產生問題的最末端。來自相對自由的國度的我,總不免著急地想從最上層的結構打破,針對農民工維權問題、流動人口的子女教育問題,棚戶居拆遷問題進行議題的宣導與抗議。然而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下,做這些事的壓力特別大,沒風氣也不容易。感覺在北京參訪過的NGOs,都特別能忍,並有股默默長期耕耘的毅力與智慧,恐怕這是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培養出來的。社區紮根是期許更為長久而健全的形式,但在如此流動而不穩定的社區上頭,所付出的努力是否能如鄉村社區紮根的效益一般呢?然而,馬小朵的同心希望家園,針對婦女合作社及幼稚教育所做的社區紮根,讓我體認她的紮法不僅是服務性質,而是紮在人身上,培力了婦女。在這些婦女身上,感覺到了他們自己擁有的文化的那種自信,以及有能力做事的獨立性。如此我感到一股樂觀,便是日後這些婦女不得不的來來去去,散播在她們身上的種子,有日亦會開花傳播,建立不同的合作群體。另外,軟性方式的議題發酵,如活動室正在做的,透過大學生、國際志願者和社區的接觸與交流,與不同NGOs的交流與訊息傳遞,針對議題的調查、撰寫並發佈於網站、報紙、影片,漸漸擠出公民意識的空間,雖緩慢且力度薄弱,但卻會是對流動人口議題有引發關注與翻轉歧視之效。流動人口的基本生存問題與社會結構問題是相互扣連的,透過基本服務、教育與培力使群體為自己所擁有的產生自信並強壯,同時得靠議題發酵試圖改變結構現實,「流動人口」哪天或許不會再是被問題化的詞語。
什麼是最需要的?
然而,當日日不停地面對史各庄建築師傅們、西三旗小孩與附近的大叔大姐,看著他們來看電影、看書、下棋、輔導課、成長課、電腦課、成人英語,心裡總不斷地反省,這些服務是否符應了他們的需要?記得其中一位工作人員曾也談及,這麼做是否達到了他們的切身需求?如果說滋根最核心的想法是要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那麼,無論對象或資助策略與資源配置,都在問同一個問題,「什麼是最需要的」? 這個問題,資助者與受助者兩方都需要被回應,合理化兩方的能力與需求程度。
透過滋根年終大會以及平日創始人公開或私下的談話,滋根到底想怎麼做,逐步在我腦海裡畫下清晰的輪廓。最需要幫助的對象,是屬於底層、受社會結構壓迫的群體,滋根以婦女、兒童、老人及民工為主。滋根依能力重點設定的服務範圍為以農村為基礎的教育與發展。其宗旨是以人為本,可持續性的發展。然而當這個宗旨缺乏更細緻的論述時,便只是個籠統的概念,依不同的服務對象與策略來隨人解讀。它需要更確切的策略去符應這個宗旨,也需要核心問題「什麼是最需要的」去檢證這個策略。基本物質生活改善是否是最需要的?鄉村建設是否是最需要的?流動人口服務與教育是否是最需要的?我是個外來者。最清楚的,仍是日日在那辛苦耕耘的一線工作者。他們的回饋是最有理由被尊敬的,然而以反省性的調查和長期社區工作模式來回答這個問題卻是必要的。
我的穿梭—一個外來者
兩個月以來,我彷彿穿梭來回兩個世界,北京城裡和城外,中國和臺灣。城裡:蓋得比臺北還繁榮的高樓,貴得比臺北商場一碗牛肉麵驚人;城外:有著比臺灣東部偏遠地區還破舊的平房,也有設備環境更為不足的打工子弟學校。初期,總在搭乘地鐵時候給我這樣的幻覺,我既驚訝又十分壓抑。只能不停來回確認,確認不單是幻覺,還要確認我人在哪裡。有時,跟著我同學在城裡看戲觀影喝咖啡,周圍是一大塊一大塊資本堆砌起來的華麗幻覺,連同我朋友身上那一套名牌;某些時候,我蹲在臭味難聞而糞便又將滿溢的舊式廁所,跟隔壁不斷吐痰的大姐聊天。這種感覺使我擁有兩個身分在不停替換,雖說早已練就的穿梭經驗使我能在不同場域應對自如,但心情有時很難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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