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是埃及之春,緣自法老時代2700年前,流傳至今的傳統節日,埃及街頭巷尾張燈結綵、熱鬧非凡。春之慶典(阿拉伯文: Sham Emmesim),意含為開始創造,與生命的延續。至1月25日埃及革命爆發以來,流血衝突,紛爭不斷,儘管前總統穆巴拉克下台,每個禮拜五人民持續走上街頭,要求軍方將穆巴拉克與前政權高層官員繩之以法。終於,穆巴拉克、他的兩個兒子以及相關人員,遭限制出境並接受檢調中。
解放廣場也呈現了新風貌,在民眾接力合作下,綠油油的草皮映入眼簾,埃及再度創造生命的光采。軍人也捲起袖管,一邊整頓街容、一邊接受民眾的注目禮。3月11日憲法公投通過後,儘管伊斯蘭教、政黨、青年團體出現不同的聲音,但砲口一致對向舊政權,強力督促軍方採取肅清行動。4月8日百萬人湧現解放廣場,證明人民齊心對抗極權政體。
因此,我也結識了不少青年、團體,其中一位青年領袖告訴我,他們重心放在與廣大青年溝通,面對廣大群眾不同的訴求,一時雖然難達成共識,慢慢凝聚力量來投入民主轉型的歷程。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經過一場革命,創造了民主意識,雖不成熟已難能可貴。
Toya,一位我在解放廣場結識,畢業於開羅大學藝術學院的女孩。她說 : 告訴你一個秘密,我沒有參加1月25日革命,家人擔心我發生意外,為此我覺得好丟臉,在2月11日穆巴拉克下台後,每個禮拜五我便瞞著家人上街頭,攜帶海報標語為民主發聲。
Yomna,目前就讀於Ain Shames大學,主修中文,與兩位朋友Yara, Samma一同在解放廣場,高舉中文標語,發揮公民監督力量。
圖七、三位Ain Shames大學主修中文的女孩,手拿自製標語。Youseef,12歲男孩,自1月25日跟著媽媽,參與革命示威遊行,現在加入Facebook青年革命社團,平常在網路空間與大哥、大姐,討論埃及轉型民主,禮拜五便走上解放廣場。
如果我不在解放廣場,便是往解放廣場的路上,成為2011年埃及人民的心聲。
某天晚上與朋友坐在Mogaama廣場的階梯上聊天,一位街童向朋友討5埃磅(30台幣),我本能示意朋友拒絕,後來才知道街童索錢,目的為了吸食強力膠。回家路上,看到一位小女孩蹲在街頭,拿著破舊筆記本,一筆一筆寫阿拉伯文,顧不得賣衛生紙,當我走向前時,她仍渾然不覺,隔天一早,只見她累的趴在箱子上,原本空白的筆記本已寫滿了阿拉伯文。
埃及革命後Ngo逐漸浮上檯面,Meshwar社區發展組織,主要協助的對象,幫助貧窮家庭的孩子上學,他們堅信教育改變人生,進一步提供孩童制服、文具和書本。事實上,一般公立學校教師並不認真教學,利用課後輔導來兼差賺錢,窮人家的孩子付不起補習費,成績單掛零,更多孩子索性不上學。對Meshwar組織而言,最大的挑戰,莫過於缺乏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經驗不足又毫無技能,以及難以招募具備能力,並貢獻時間的志工。
在Al-Shehab組織的孩子們,年紀多半還小,我透過畫故事書與摺紙教學的方式,來陪伴他們,卻發生了個小意外,一位常黏著我教她畫畫的女孩,咬著我的手掌不放,原以為她只是開個小玩笑,最後,當我的手掌從她嘴巴掙脫時,整個人痛到在廁所大哭,心裡出現很大的問號,我真的能改變這群孩子嗎?位於首都中心的辦公室,多半作為性工作者教室,孩子們來來去去,看著牆上一幅幅孩子們的塗鴉,我告訴自己,改變需要時間,我要學著創造空間與機會。每當性工作者離開辦公室時,總會向我道聲謝謝,他們無力送孩子上幼稚園,一切就看著辦。
當我試著跟社工員、心理醫師與辦公室主任討論,性工作者孩子的教育問題,結論是病入膏肓,父母親只滿足孩子基本食住需求,剩下就放手一博。我每天接觸的人們,是一群貧窮階層的女性,前不久他們剛通過半年課程測驗,語言、美髮、戲劇與烹飪項目,我發現他們臉上露出不同的丰采,自信和希望的快樂感,我真的期待在本年度課程尾聲,他們能脫離性工作行列,這或許也是改變孩子品革的關鍵,回歸單純的生長環境。
Al-Shehab組織社工員,每個禮拜兩天,散佈在開羅各行政區的街頭咖啡廳,尋找性工作者。從早上7點開始,等待性工者歇業時,先取得咖啡廳服務人員信任,再與性工作者解釋愛滋病防治和技能訓練的服務。男性社工員,主要在咖啡廳宣導民眾愛滋教育,常被誤認為是同性戀,但我認為愛滋病需要雙向教育,不僅性工作者學會保護自己,男性也必須承擔責任,組織少位性工作者,由於同時與多位客戶發生關係,懷孕後苦不堪言。
金字塔英文周報,一篇動員公共服務的文章,指出埃及NGO仰賴工作人員大過志工,因為埃及社會缺乏志願服務的文化,革命掀起一股志工風潮,青年志工清掃街道、油漆欄杆,希冀這股志願精神,能帶動民主發展歷程。資金來源成了埃及NGO的考驗,大部份草根NGO接受外國援助更是埃及NGO最大問題,Alahanek ya Balady(AYB)財務主席Ali批評。因為組織接受外國援助必須通過國家安全局審核,往往40天的程序卻耗上3個月,若外國贊助者認為工作效率不佳,便取消合作機會,有的資金甚至被國家安全局拒絕。
我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過去30年的法律,嚴格控制NGO行動及資金來源,加重NGO工作負擔與壓力,使之寸步難行。我在Al-Shehab將近半年,當時無法進入貧民窟的原因 ,便是卡在萬一外國志願者發生意外,組織必須承擔極大的風險,可能遭政府勒令關閉,申請簽證更是頻頻碰壁,直到4月底出境埃及,在海關簽證處得到兩個答案,除了付簽證過期的罰金外,得知台灣人可獲得一個月暫時居留簽證,在此期間便須提出工作或學習證明,另一個選擇,至第三國埃及大使館繳交證明文件,二選一便可獲得3個月到6個月的埃及簽證。
革命後,情況可能有所改善。越來越多新興的NGO焦點放在發展項目,一方面容易贏得外國贊助,另一方面組織能從中獲利。因此政府和贊助社群必須傾聽市民社會的聲音,建立夥伴關係。
埃及社會企業Nahdet Al-Mahrousa(NM)主席,認為國家社會福利部門,應協助NGO財務部門,並建立NGO類別資料庫,避免資源浪費,目前許多組織提供單一社群同樣的服務。主張市民社會將扮演重要角色,由人民主導議程,而非傳統模式NGO強加服務項目。
過去NGO通過國家安全局審核的捷徑,便是付稅金。現在國家行政部門與多數國內NGO人員,進行會談,試圖改變陋習與了解NGO需求-舉辦組織人員訓練。以Al-Shehab舉例,組織人員多半沒有社會福利或醫療背景,由組織醫師和心理治療師,教育工作人員,愛滋病防治觀念與輔導性工作者的技能,律師參與人權團體的工作坊,提升溝通辯論技巧。若國家能投入資源輔助NGO,對市民社會的發展將有加乘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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