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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25日 星期三

May Report:北京通州打工紀實有感


By Huei-Jen Lin

前言
去年夏天,一本名叫Factory Girls[1]的書,曾把我帶往謎樣般的南方中國,認識在工廠揮汗如雨、卻在街頭光鮮亮麗的打工妹;她們執拗幻想的城市嚮往,衝撞了和家鄉農村的牽繫,愛、金錢、自我迷失與追求、逐漸墮落的年齡,生活如蟻、在城市裏。我繫起同是女人的敏感和情誼,闔上雙眼感覺在我身邊遊走的每個靈魂;我們出身如此不同,生命卻同樣為了無知的勇敢而大起大落。

今年初夏,陳穎[2]把我從紙頁中帶出,活生生地走入北京加工業密集的通州地帶,做了一天臨時工。過程從找仲介要零工、問工廠招人,找旅館,坐車到工廠,吃飯、幹活、吃飯,和一起工作的九零後小妹妹幹活聊天。聽聞不如親見,讀萬卷不如行萬里,腦袋的理解引起情感的共鳴、卻不如全身細胞熾熱的反應。為此,我很感謝陳穎,費周章地把我這個門外漢帶進打工的大觀園。雖只一天半,卻見識了這個社會某部分的輪廓,在太陽照耀高高樓層下那塊有些溫熱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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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廠做工是個什麼樣的感覺

車子駛入一排排低矮的房子,招牌上寫著天工印刷廠,我們一群十幾個女生被光頭麵包車師傅載到此處。陳穎說我幸運,緊張的時候,二三十人都得塞進這車裡。這裡的規模不如我想像的大,卻也比台灣一般家庭工業的印刷廠來得大些。陳穎又說我好運,在這樣的淡季,前一天還怕找不著臨時工,而且找到的是生產線不太緊繃的手工細活。我倒想著是命運牽引;印刷廠一棟棟分落有致的手工車間、機械車間,使我憶起父親就曾在這機械車間幹過活,母親在紡織廠的生產線上做線長。那是台灣七八零年代加工業繁榮的時期,如同現在大陸多少內地農村年輕人湧赴城市打工發展,我的父親母親小學畢業後就從農村來到城裡打拼,就此在城市裡落了腳,我成了城市的孩子……。

臨時工女孩們在工作時間未到之前閒等,搭起了第一次見面慣說的話語,和見了兩三次面的人說笑,不停玩弄手機和放音樂是填補年輕空虛的慣性反應,也是交際形象。裡頭有個才十五來歲的小姑娘,稚氣臉龐卻舉手投足充滿世故。多數都磨練了跟人拉關係又同時保持距離的機靈。我詭異的假身分和假年齡令我十分彆扭,卻也不得不如此才能跟人親近。又想起Factory Girls裡多少人使用假身分進廠做工,為避免未成年的身分暴露,也避免廠裡相識的老鄉回鄉傳播自己的隱私。要不要承認是同鄉的,在這種現實下顯出了矛盾。在通州加工廠、勞務仲介雲集地帶,有多少九零後未成年的或者剛成年的在此地遊走;面對一棟棟光鮮龐大的跨國電子公司感到幻想,然後在白領辦公室旁邊的工廠車間,成為生產線上日不間斷重複組裝相同零件的工人。紛亂的招工訊息充斥商業街;仲介、勞務派遣抽佣、扣款、缺乏保障、陷阱滿坑滿谷。城市大廈大馬路的裏圈錯綜著半拆未建的舊房街道,白天凌亂、入夜後霓虹;有的就住在不起眼的角落,不少住在勞務派遣條件極差的宿舍裡,汙水腐臭味不時地散逸。總是城市縫隙裡求生存、總是尋找機會向上爬。



我們進入手工車間,相較具規模的機器自動化生產帶,這裡還是傳統人工分線操作管理。裡頭分了有八張長檯子,專屬不同產製步驟。我被分配到的工作,是把許多已沾膠的白紙、不偏不倚地貼在紙板應有的膠線方位上,不讓上方被裁的紙片脫落。沒有具體的膠線方位,就憑個人測量本事,檯長、線長會不時過來檢查、教導。我這一檯的除了兩個人負責在白紙上劃膠線、沾膠,其餘三個女孩都跟我做同樣的事。我們又在這做同樣的事上頭做對線分工。總之,原該是一個人能完整做的活被切割的極細。於我,就是做好一個動作: 把白紙給正正地貼平。生產線啟動後,你就如機器人般地不斷重複黏貼動作。簡單的一件事攤開在生產線上變得十分有壓力,除了他們會檢查你貼的精不精準,再來就是前面的趕後面的,後面的趕前面的。它是一條線。為此,當你意識到頸肩、手臂肌肉逐漸僵硬甚至痠痛之餘,手指上的動作仍舊刻不容緩地黏貼、再黏貼。

我手腳快,趁空檔時瞥一瞥站在另一檯工作的陳穎。她的動作就是不斷地抬高她的手臂,將紙放入充滿膠味的機器。我想像她上臂肌的疲累,和那刺鼻難聞的濃膠味。不斷地重複。視角從她那兒擴散到其他人身上,每個人就是不斷在重複自己同樣的動作,像無數個小齒輪在一個大的機器體內重複運轉,推動機器體吐出一樣樣暫時的成品。前後觀察了八個工作檯,連合細碎分割的步驟,我沒搞懂自己手上的黏貼意義,也沒看明白到了生產線尾端那暫時的東西是什麼。只是從我自個兒負責的紙板上的文字,「慶祝黨建國97周年紀念郵票」,至少知道這家工廠現在在做紀念郵票這回事。

原來這就是生產線。雖說我智性的理解早就明白生產線應該是這麼一回事。但真正的理解卻是此刻;身體某關節重複性地發疲,連著必須維持產線通暢的心理壓力而加劇。除此之外,還有和女孩們在生產線上產生的一體感,以及共同清除堆積量的成就感。這種種存在的感受,以及份內不明所以的工作意義,更深刻了智性的理解,把表面上的「明白」徹底地戳了戳、翻了翻。

我珍惜每段付出勞力的做工經驗,因為不僅光動腦力的工作改變人的想法與性格,身體勞力更足以徹底磨練甚至脫胎人的意志與個性。仍然記得當年跨海當清潔工的經歷,使我驚嚇地面對自己當時遭逢環境而反應的巨大變化;在農場做工,日日將自己惰性與城市習氣消磨殆盡後,幾乎要成了一個農場人。一種環境造就人一種應對環境的性格,而付出勞力的身體影響心理總遠遠超出腦袋所能預測的。正因為明白現實改變一個人的力量如此巨大,你必須時時警惕自己,莫沉入了現實,失卻自我。要能在每一種現實裡發現自己不同於另一種現實的一面,但一面並不代表自我,如同一種現實不代表全部現實。才短短一天的生產線工作(還不是自動化帶那種),身體被制約的操作和心理競速的壓力,快速使我產生幻覺,以為就是要把自己的手腳升級再升級,快到不能再快。有預感再待久一點,我就會變工廠人。

為什麼來?你要什麼樣的夢?

跟我同一檯的女孩們都是印刷廠正式員工,大部分來自河南,明顯的地域鄉音,漂亮的豐厚嘴唇。最小20歲,最大25,有個22歲的山西姑娘結了婚已有了娃。問為什麼來,多半說在農村無聊、想到大城市見世面;農村沒發展,城市能掙多錢。就像在Factory Girls裡,打工妹的想像中,城市等於自由的符號,能邊工作邊聊天,還有周休可以打扮漂漂亮亮去商城逛街買衣服。待遠迢迢到城市裡來,遂發覺多少人和她們一起搶飯碗,住的地方總是那麼擁擠狹小;工廠工時長、忙時沒假(不忙時假一堆卻沒錢領)、總有人盯著你的表現,包括上幾次廁所;待發薪日,總發現薪水被東扣西扣的,永遠沒有努力應得的多。

「想家嗎?」,「想。」

「要回去嗎?」,「不。」

錢還是攢下些的,雖然不容易。在城市有點見識,回老家會不一般。城市還是自由些。可跟朋友逛街購物。
女孩將手機放在桌上,音樂小聲地流瀉在我們唰唰的黏貼之間,她們小聲的邊哼邊聊,練就了當線長經過就高喊快一點快一點的姿態。我思忖著她們這種想回不回的說法。離開工廠不是件容易的事,回老家其實也不容易。多半能進工廠都是透過仲介或勞務派遣,中間被扣了多少工資總是不清不楚,另外還有在城市裡的花費,即使是相對便宜環境不好的勞務宿舍,能攢下的錢並不多。有的工廠還會壓著一兩個月的工資,到隔月才發,說離開並非總能盡如人意。而回老家再也不只是要風光,而是要一種與眾不同;不只是能在城市裡攢錢,而是還穿戴了城市裡的文化,儘管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慣。穿梭來回城市與農村,第三種文化於焉形成;走進了城市,一方想要自己更像城市,一方卻堅持自己來自何方、勤於連繫家鄉親友;回到了老家,一方特地擦抹城市的胭脂,一方卻難過/和解與老家的疏離。除非是剛到城市或在城市待不下去的人,才會斷然回鄉;除非是在城市待得過久,而且有自己家庭的人,才會長期不歸。中間人有多少,多少女孩,寧願來回穿梭,要是回了農村,那種與眾不同感就消失了。

聊天的話題多半圍繞在朋友和心事、開工作玩笑等事情上。最年輕20歲那女孩,大部分時間都帶著耳機對著麥克風講一長串聽都聽不懂的河南話。總是跟男人有關;不是時間到了就覺得該回老家找個好男人嫁了,便是,在工廠裡跟哪個小夥子看對眼了,或者誰誰熱心介紹誰誰,有趣的話題總是八卦。仲介老闆李老師在清晨一早我們一群女孩要出發到工廠時,給了我們些鼓勵的話,女孩們在工廠要努力幹活啊,認真的女孩會早日找到她的白馬王子。似乎,除了攢錢回家,找個好男人嫁了似是人生該走且必走的途徑。而且找到好男人的先決條件是女孩要夠努力,最好在工廠還能幹上個位置。

小小一個工作檯,檯面上下的關係依然十分微妙。我,一個菜鳥臨時工,從一開始,每個人都想跑過來指導一番,儘管無濟於事。到後來,線長、檯長來檢查,稱讚我做事的方式帶勁。開始,有女孩拿著她椅子上的軟墊給我坐,也有人幫我拿了副手套(之前我沒有,手上沾滿硬硬的膠)。我雖不想做過多的聯想,但畢竟感到某種細微的落差。陳穎曾在回程的時候跟我提過,你別看當一個小小的線長有什麼了不起,多少女孩跟她好,無論開玩笑或巴結的,那表示更接近權力中心了。她這番話,讓我將當中經歷的蛛絲馬跡給串了起來。一方面理解了在一個掙錢不容易的環境下,每個人除了奮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外,還必須汲汲向上、爭取更多掙錢的機會。在一個講求勞力,而且勞力可隨時被替換/補的生產線上,永遠有更年輕的等著。我和陳穎找工作時,多少工廠(特別電子廠)都要求女性年齡最多在23、24左右。(原來我要當女工還資格不符)在Factory Girls裡,許多女孩,要願意待,就必須設法往上走;要不願意待,便是時候到了回老家嫁人。而另一方面,也給我這種知識份子一個警悟,無論女工在大社會結構中有多弱勢,一個小小結構裡,仍活生生地上演權力機會爭取,對工作與生活永遠興致勃勃地充滿權力欲望的追求與表達。這更是印證了當初官沛[3]在做工回來後的主要感想:以前看建築工是一體的,是一種扁平的認識。和他們相處後,對他們的認識更立體了些。

人離鄉,都是一種企圖扭轉命運的展現。有的面對家庭,有的面對自己;有的自願,有的不得已。我的父母當初離鄉便是他們的父母不願他們做農的苦活,以為城市的錢好賺,而到城市裡賺錢養家裡其他兄弟姊妹。這樣的故事,仍在內地某些地方上演,也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搬演著,由於這個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現代化的劇烈變遷。命運改變了嗎?算是吧!改變了生活本來面貌,也影響了我這一代的命運。這些女孩的命運改變了嗎?算吧!流動,增加了變化性;內在的質感與觀念隨著距離改變了和農村和城市的關係、和親人和城市交際圈的關係。只是,我們都在社會變遷的大結構裡流動,因流動而離鄉返鄉。

臨時工—明天還有沒有?

我想像自己,身上只帶著一支牙刷和一只塑膠袋,一些零錢,加上足以證明身分的證件,來到像通州這樣充滿招工機會的地方。雖然事實上,我帶了一整袋盥洗用具卻忘了帶牙刷,我的塑膠袋裡還裝了飯盒(因為工廠通常會供2頓餐),我的台胞證沒有用,乾脆不帶,變成無證遊民。然而,我卻無法想像,每天當個臨時工會是什麼樣子。每天一無所有,就是打工十個小時,賺了50塊,扣掉車費、早餐錢、旅館錢後就剩不到賺錢的一半,今天還要想著明天的工作有沒有下落,新工作又會是什麼樣子。對我而言,那種侷促不安的不穩定感,在這些臨時工女孩們的身上,彷彿早已是家常便飯的計算行程了。

做工完,回到仲介的路上,女孩們已經在談起來,今天印刷廠要了15個,明天他們只要8個。多少人心底盤算著要不要繼續幹這個活,待會要不要去搶名額;覺得搶不到名額的人,想著明天哪裡還有活幹,要換成什麼樣的活。回到仲介還遇到一位等了一整天工作卻沒著落的大姊,她失落的笑笑,常有的事。
傍晚七八點,街上一排仲介、勞務派遣的招牌亮起,一輛輛麵包車旋回,吐出一群群青年男女。黑壓壓的人群就這麼在光裡待著,等著發工資,同時也等著登記的工作明天有沒有著落。陳穎說你沒看著旺季的時候,是一大群人在這兒擠著等著搶拿工資呢!清晨即便仲介確定多少人出發工作了,外頭仍一大堆人等著問還有沒有活,今天。我說那冬天的清晨裡可不等著凍壞了,可不,她說。

女孩問我,這印刷廠還有個名額,你不趕快去報?再不報其他人搶著呢!今天幹這麼好,別歇著,要不往後你要再拿60塊是沒這麼容易的事了。面對她們急切的關心,我很心虛地不敢承認我只是來做體驗工的。在這種有今天沒明天的飯碗下落,這種天天想著能掙多少錢、能省多少的生活之下,她們急切的眼神觸動我心撞擊了一種現實的真實感,一種在限制中掙扎的真—並非真心關心你,卻是真心認為你要這樣才能更好的生存。相對的,我感覺自己擁有的過分;至少能走進一個我不熟悉的世界,有些人卻永遠只能在一種世界裡打轉。「你有沒有被騙過啊?」、「你是不是都很順這樣過來的?」陳穎問我。我說不然,只是程度不同,跟你的經歷比起來,我是小巫見大巫。當我這麼說的時候,其實感到一種很大的無力,我永遠也不敢拋棄自己既有的世界,深入經驗一個天天我看著的人們、發生在我周遭的事,卻是另一個概念的世界。只能試圖接近不同世界的裂痕處,遑論能夠做什麼,改變什麼。




北京打工妹之家與西三旗木蘭社區


主要針對女工群體服務的基本上是這兩個組織(也許還有其它但我不清楚)。北京諸多NGOs所作項目有些也包含了針對女工的服務,只是不如這兩個組織來得專門而全面些。

打工妹之家[4]隸屬於農家女文化發展協會,於1996年成立,為中國第一家為農村進城務工的打工妹服務的公益組織。服務由一開始為打工妹提供技職方面與個人生心理觀念的培訓,以協助打工妹在遊走城市的邊緣之間,能更適應城市的生活,在城市裡有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到後來漸漸延伸出其它項目包含婚姻家庭、單親媽媽支持網絡、流動兒童綜合教育和家政服務員互助小組。由原先單純的個人或團體培訓、協助適應,縱深到打工妹網絡在生活與社會問題上的連結與支持。總言之便是打工妹已既成群體,且多半是在城市久居而呈現某種集體文化與社會生活圈。而打工妹之家便是主要傾向協助與服務等支持的角度,目的讓此群體能更融入城市,也保護自身的群體權益。農家女文化發展協會有另一個組織稱農家女學校,則主要落點在鄉村,為鄉村婦女提供城市及鄉村需要的技能課程,包括護理、家政、市場經濟合作社、創業指導等。一方為婦女建設人才,一方也為城市提供更健全的輸出。這類服務符合了某一派學者贊成幫助農民工輸出城市,要有相應的配套與適應服務;但也引來某一派學者的反對,認為農民不該是為城市而服務的,需要矯正的是農民流動城市這種畸形現象,提升農民的主體意識,而非更增進農民服務城市的觀念,更提供輸出渠道。

而西三旗木蘭社區,基本上是個非常小的社區型NGO組織,也與滋根西三旗民工中心有相當程度的項目合作與支持。幾個項目他們正在做的;一針對大學生培訓做女工調研的部分,二針對社區打工婦女成立文藝隊,企圖透過文藝表演能說出自己的故事、為自己發聲,也相對能增進自信心與成就感。木蘭相當有議題性質的問題意識,企圖結合大學生與女工調研,促使大學生能更理解女工這個群體及其相關議題,提升社會關注。而一方透過文藝隊也同時培養女工亦對自身的群體意識產生敏感,並進而有意識地提升自我主體性,為自己發聲。而文藝隊項目本身即是透過滋根的資金支持。就滋根的運作模式,事實上極其複雜,但主走項目運作與項目支持。在北京的民工中心,只是屬於農民工項目。而木蘭社區,還包括其它北京大大小小NGOs,事實上也都透過滋根取得項目上的合作與支持,這部分的角色有點像樂施會。總之,關於滋根在北京點與各地農村的項目點運作與項目合作支持,留待下文報告。

註:
[1]Factory Girls,Leslie T. Chang, 2010 Picador
[2]陳穎:滋根農民工項目民工中心工作人員。
[3]官沛: 滋根農民工項目民工中心工作人員。
[4]打工妹之家網址: http://www.nongjianv.org/web/Html/dgm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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