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公民的活動裡經常喜歡談「風險」。會議桌上，討論一項活動是否要進行，在綜合的評估之後，他們說，我要冒這個險。在與機構領袖見面時，自我介紹的問題是你最近半年承擔過什麼風險，結果怎麼樣？
風險、風險、風險。因為你要跟各種人工作，你要在各種權力的競合中帶出你要的結果，你說服、你鼓舞、你下判斷，然而在政治的場域中，你永遠沒有把握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
你盡力規劃，你想像最壞的結果和最好的發展。然後冒險。
從議題到行動
在Deptford的組織工作已經經過三個月，透過英文班的交流與互動，我們開始跟當地華人社區建立起一些工作的默契。誰喜歡做什麼工作，誰又跟誰特別要好，隨著Listening exercise的擴展，我對於這個地區的文化、權力交錯、甚至是幫派分佈的輪廓也越來越清楚。在所有累積的121中，有一個主題開始非常明顯的重複，不斷出現在所有談話中。這似乎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經驗，所有人幾乎都有類似的恐懼、憂慮與憤怒，他們可能跳腳、可能紅了眼眶欲言又止，也有的人將憤怒與挫折轉移到我身上，說你們問這些沒有用的，沒有人可以改變什麼。我說，有可能不能改變，但也有可能可以，誰知道呢？你看看我，剛來這個地區，什麼都不懂，我需要你告訴我，發生了什麼。
於是大概的故事情節差不多是這樣的。一群華人因著仲介，飄洋過海來到了遙遠的倫敦，因為有朋友、有親戚、因為房價便宜，所以就選擇在這個當地人都為之卻步的地區住了下來。然後沒有多久，他們便發現在這裡華人被搶的次數之頻繁，幾乎不像是住在一個號稱先進的民主法治國家。大街上、小巷裡，甚至是在公車上，有的時候突然一群人黑壓壓的圍向你，你跑也跑不快，打也打不贏，就這樣全身的財物被洗劫一空，有時候還被打的全身是傷。因為是非法居留，華人總是將許多的現金都帶在身上，擔心放在家裏會被人給偷走，所以一旦被搶，那是好幾個月的薪水都沒了。
非常生氣，但是不敢報警。因為一旦報警，警方可能先查報案者的移民身份，所以還是算了。或者，也有人決定要報警，但是到了警局，比手畫腳的說也說不清楚，徒勞而返。
幾乎百分之九十九的華人，他們不是自己經歷過，就是有朋友、家人經歷過被搶劫或是偷盜的案件，但是有報案的比例不到一成。我問了附近的學校、店家、教會，沒有人知道華人的狀況，因為這些人從來也不會、也不知道怎麼說。
六月初，南倫敦團隊的同事D要舉辦一場和Lewisham市長對談的市民會議，知道了華人的情況後，他便大力支持，在議程中安排出一段時間，讓Deptford的華人領袖可以有機會當面和市長表達他們的問題。一如預期的，市長聽到這個問題相當震驚，也立刻讓負責社區安全的部門和我們聯繫，進行會議與討論，希望設立機制來解決問題。
然而社區安全部門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並不能令人滿意，甚至是有些令人失望。因此，在Nikki還有新公民團隊主管Jonathan的協助下，我們將相關經驗的人聚集起來，設定了危險地區，並決定下一步的行動，本地區的華人將前所未有的上街遊行。我們將繞社區一圈，在每個設定為危險區域的定點停下，最後在當地警察局的門口，和區總督察進行小型的談判，要求他同意協助華人的報案問題。
我必須承認在活動前我相當緊繃。陌生的國家，不熟悉的制度，我甚至連可不可以就一直把海報貼在牆上不帶走都不清楚。遊行需要申請嗎？會不會有滋事份子故意在街上挑釁？最重要的，這一次的活動必須公開走上街頭，雖然這確實是他們最關心的議題，但是他們到底可以做到多少，有多憤怒，對倫敦公民又有多信任，我說實話沒有把握。Nikki說目標希望八十人，但是我心理想，這是星期二的中午，除了家庭主婦跟賣非法DVD的，幾乎所有人都要上班，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三四十人就偷笑了吧！
沒想到，活動當天，當我跟要發言的小組們預先練習一遍回到集合點時，廣場上已經聚集了許多人潮。許多人已經開始陸陸續續穿上倫敦公民的T恤，現場光是娃娃車就超過五台，很多家庭幾乎是全家動員來參加，人數最後統計，剛剛好超過八十人。整隊、出發、發言、談判，在團隊的合作下，遊行相當順利，他們從來沒有大聲說過的話，今天拿著麥克風公開的對著他們的鄰居說。最後在警察局前，一個七歲大的小男生James代表華人社區，拿出了一個繡有平安二字的香囊，拿給總督察，跟他說，希望警察可以代替這個香囊，保護他們社區平安。
遊行相當順利、督察跟小孩子擁抱的畫面非常美麗，我們拿到了督察的當面承諾，也拿到了下一次的會議承諾。事後，許多當地華人媒體大篇幅報導，其中有一份甚至是頭版頭條。而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一次成功的行動，當地的華人非常振奮，對自己的參與更有信心。在活動檢討時，許多人紛紛表示希望要在參加下一步的行動。
行動後的反挫
媒體效應良好、組織內的領袖受到培力、活動的訴求達到，一切都很順利，緊繃到極點鬆懈下來，我還有點搞不清楚怎麼回事。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當時當然也完全沒有想到這兩句話。
過了一個星期，我回去見社區的領袖Q，Q很高興的跟我說，有哪些媒體有希望來瞭解更多的情況，她都接受訪問了。話鋒一轉，突然陷入愁容。就在遊行之後，街上開始出現許多警察專門查華人的身份，這個在之前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跟遊行有關？不可能吧？！我很驚訝的問。Q說他也覺得不可能，但是已經開始有許多人被警察拘留，有的放回來了，有的還不知道在哪裡，目前情況不清楚時，大家開始有傳言，都是因為遊行害的，遊行害我們被警察盯上，所以現在要來查身份了。
我胃部一陣緊縮，靠在椅子上。不管狀況是真是假，確實的情況是已經有人開始遭受到頻繁地搜查與居留，這件事對社區的信心衝擊非常嚴重，必須馬上處理。接下來的三四天，我跟Nikki幾乎每天都在密集的開會、打電話，希望再度和總督察確認詳情。被居留的人數幾乎每天都在增加，有的人甚至不願意出門，打電話叫超市把食物送去給他。Q一邊統計被搜查與居留的案件跟細節，憂心忡忡。那幾天晚上我最害怕的就是電話響起，又聽到又有新的人被拘留。能不能要人？上哪要人？
做了決定，獲得進展，但是當你改變了權力的現有平衡，反撲就會隨之而來。Saul Alinsky說，一個屬於人民的組織必定是充滿衝突的，因為你意圖要改變地區現有的權力結構，衝突是必然。那幾天，焦頭爛額的處理這件事情之餘，我一直想到他的話。Community organizing 就像是一個戰場，你和多方的勢力結構合縱連橫，你想要把真正的力量還給社區，你想要讓基層的人在戰爭中獲勝，你必須不斷的權衡、調整、學習。然後，冒險。
在星期一早上，我們邀請到區總督察來參加了一場緊急會議。在會議中，Q有禮但憤怒的指出她所瞭解的現況，而總督察也承諾，不應該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達成協議之後將會舉辦一場給華人的工作坊，專門討論當警察搜查你時，你有什麼權力，如果碰到惡意搜查，你如何申訴。
會議之後，來參加的社區代表們依然憤憤未平，但是透過緊急的行動，憤怒轉化成了力量，而因為有所行動，這一次的衝擊反而也變成了一次互相學習，我們認知到即便是這樣的衝擊，倫敦公民跟社區之間的信任基礎並沒有被打破，反而更確認，出現什麼問題，我們一定會站在同一條陣線上。
就當我們還在思考這次的會議將有什麼成效，危機是否可以順便變成轉機時，會議結束的當天下午，八月初的倫敦暴動在南倫敦正式引爆，而許多華人居住的地區首當其衝。
我一直到Q打電話給我才上網看到新聞，接下來便開始不斷的打電話。許多華人因為不黯英文，其實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在暴動最嚴重的Peckham區，許多建築物跟公車陷入火海，所幸當地的華人提早回到住所避開衝突，沒有受到損傷。而我工作的Deptford區，銀行、賭場、當舖、Tesco超市都被砸爛，連Q的車子都被放火燒了。有些人擔心害怕，帶著孩子連夜趕去鄉下避開鋒頭，有些人收到簡訊，警告說有人將針對華人進行針對性的攻擊行動。
謠言四起，烽火連天，倫敦像是變成真正的戰場，我居住的地區不斷的警車生呼嘯而過，甚至連直昇機的聲音都有。而華人社區平時就依賴口耳相傳的訊息網絡，此時也不斷互相提醒，不要出門，不要在這個時候白白成為目標。
你永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因為你要最底層的人可以組織起來有所行動，你勢必觸犯許多以不同面目存在的勢力。後來，在暴動結束的幾個星期後，我跟新公民團隊的主管Janothan聊天。我說，你怎麼知道活動會成功，你又怎麼能夠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他說，因為他有經驗，所以他知道這個可以成功，而就算失敗了那也不見得就是失敗，也許那是一個更好的機會，讓人們認知到我們必須更團結，這也說不定。但是你必須相信，你必需要相信這一定會有好的結果，作為一個組織者，你要相信。
暴動結束之後，警察搜查華人的傳言也不再聽見了。我們在這個月底順利的完成了那個教導華人關於自身被搜查時有什麼權力的工作坊。出席人數有三十人，達到了當初講好人數的上限。那個讓我好一陣子睡不好的反挫並沒有影響到信任，工作坊結束後，大家還是摩拳擦掌的，討論下一步的行動。
但是我完全不敢再掉以輕心了，因為你永遠也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對於我這種沒有經驗的組織者來說，要談相信實在很困難，頂多就是用台灣的說法，把皮繃緊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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