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慧珍
作為「另類全球化國際志願者計畫」的一員，「全球化」與「另類全球化網絡」一直是我不停思考的字眼，透過這一年在中國滋根組織的工作經驗與觀察，更真實的理解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如此現實的結構變化，跟世界是什麼樣的關聯；而組織又是怎樣的對應。我想以經驗來回應，作為志願者與參與的組織，如何為我們所做的事作出一種對應的解釋，綜以觀察﹑感受，以及想法。
一 。回首：一個關於自己和不斷全球化的世界
車窗玻璃濃重的霧霜逐漸消蝕，那是從荒凍的山村正要回到氣溫五六度的縣城，女人一身皮裙秋靴推著三輪在街上賣菜，我則四層衣服外加羽絨包裹使勁推開班車的門。還惦念著村裡在寒天燒得火熱的睡炕，卻二日裡搭長途巴士一路邊睡邊抖地回北京，然十七八度的秋氣再度讓不停趕路的我揹著大包汗流浹背。待落到潮溼的溫暖向我襲來的台灣桃園機場時，早已迫不及待脫掉秋褲，換上短袖。這種種冷熱的變換只說明了我擁有的資本移動，卻不足以真實反映了短短幾日裡，那種經歷幾種不同生活切換的面孔與變換的心情。有幾次夜晚，躺在自家的床上憋尿，以為茅廁尚在幾里外的野草間；好一段時間，十分珍惜從自家水龍頭流出來的水，不用特別拿水桶去提。手不會凍，水可以是熱的。然而，那些曾經和我這樣生活過的人們以及朋友，隨一趟趟我返程的車輛與飛機背離在後，停留在他們有限的行動範圍裡移動著。對於我這樣的過客，他們如何想？
或許一樣的，今日中國農村除了農忙時節以外便賦閒在家的婦女，儘管我的離開，她們依舊揹著孩子打麻將賭錢過日子，如同儘管他們的丈夫離開，到附近或更遠的城市裡幹建築或打零工，她們習慣這麼看著過著，孩子們也早習慣了父親的來來去去，也許來去的驚奇禮物更令人期待。這樣的移動，對於早就習慣移動的他們，沒什麼了不起，我不過是他們看習慣移動的其中一個。大陸的季節性移工或者企圖轉非農身份的城市移民工人，在在是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影響中國城市擴張﹑勞動力結構變化的縮影；農民工﹑打工妹﹑城中村﹑流動兒童﹑打工子弟學校，城市化下衍生的群體落成了一堆堆已被標籤的字眼，也是當初來到大陸接觸滋根工作時日日不斷而且必須觸及的名詞；透過標籤認識群體，再透過群體解構標籤。同時發生在鄉村裡的三八（婦女）﹑六一（留守兒童）﹑九九（老人）這樣半舊不新的名詞更是不甘示弱的抖落出人口都市化以及農村走向凋敝的趨勢。研究所讀的關於全球化理論一旦碰上這樣的現實，除了解釋再解釋，再拿不出建設性的說法，難道都市化真是必然的趨勢？容納移民人口的落腳城市在世界各地大城市邊緣一一的新生與沒落是這個狀態的必然？混雜產生的文化衝突與認同在這個趨勢下不間斷地釋出辯證的考驗。如同我們一步步邁入現代化的場景，於在地傳統固有的親密道德關係中疏離、在傳統文化精神裡添加消費與販賣，發展更偽不可解的商品概念。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巨大差異文化地域與族群，並同時具備龐大行政系統集權的國家中，其於全球化下的劇變痕跡更顯可見；於現代化進程中，自共產主義的政治思潮與體制中過渡至聲稱的資本主義修正路線，而內陸各地就此崩落彼此面貌不同的自傳統邁入現代的掙扎﹑集體生產制的崩解﹑圈地﹑農業工業化﹑農村裡製造銷售世界零件的工廠等等，現今個人資本主義思想困惑與衝突了過去所擁有的集體社會主義思想。某些曾經發生在台灣世代之間的類似片段，在我無知的童年默默上演而我渾然不覺，卻在中國內陸這個地方這個時刻看見其劇烈變動的痕跡，不禁使我回頭默想台灣社會遠在我童年時代那一點一滴的變化；祖母的老灶如何一點一滴的不堪使用，家後頭的魚塘如何一夕間填平，竪起高樓；我們家如何在移動之間離散與聚合。
全球化跟你修機車的老父有啥關係？
一個朋友問我，你出國唸了兩年的全球化研究，然後又搞什麼另類全球化的國際志願者計劃，遠在天邊，這跟你台灣南部長年在家裡修理機車的老爸有什麼關連？
他問的問題我擺在心裡，也許更直接的問題不是之間非得要有什麼關連，而是像這種思考與對應全球化，那會是一個會對家鄉有感情與認同的行動嗎？
就像父親常常會十分認真並語帶擔心地問我，全球化研究到底是什麼，你在中國做慈善，為什麼不在台灣做？你是不是在做什麼秘密行動？出門在外要小心一點，中國政府不是好惹的，人家一定都在暗中調查你只是你不知道。然後一講到中國他就會嘆口氣說，現在連做機車修理生意的品質都下降，從原先進口日本的輪胎到必須進口中國大陸的輪胎，大家喜歡買便宜貨，你不進，堅持好貨是沒辦法競爭的。我問，中國的輪胎不好嗎？他說，客人就是這樣，不像我們一試就可以知道好壞的差別，但是，這年頭不太相信修車也有修車的技術了，只要用最廉價的方式解決最急需的問題就好了，將來再壞掉以後再修就好，這就是現代人的想法。就是你們這一代年輕人的想法啦，什麼東西用沒多久就換，與其花大錢買ㄧ個可以用持久的，還不如買便宜的可以將來換好幾個。你看現在的摩托車車行，像我這樣跟師傅學好幾年再出來自己開的，很少了啦！修機車的年輕人的技術都是學校裡學的，工作就直接到修車廠工作，那裏能有什麼技術？還不是車廠可以有比較多的修理機器和更換材料，好的便宜的都有，看車子哪裡出問題就補哪裡，看客人要便宜的要貴的他們就裝哪一個，有什麼技術可言？這樣的年輕人要能出來自己開店的，很難，就是車廠的便宜修車工，除非勤快一點，可能有點機會。跟我們那時候憑技術出來打拼的時代，已經很不同了。
我的父親一般不多話，但只要論及政治和社會現象，他可以說很多，而且有他的一套說法。接著我會知道，在我不在台灣的短短幾年時間裡，家周遭起了什麼樣的社會變化，也看到了父母親對應社會的態度有了什麼改變；就像我母親一日談起十分興奮跟我說ＸＸ家印尼媳婦竟然講得一口流利的台語；父親則是感嘆自己淪陷了，使用便宜製造的零件材料。我想當我對全球化有了一點理解之後，便不容易對周遭發生的現象如此驚奇與感嘆，卻明白整個情況是如何受全球化的影響下在變化，也許更能夠針對現象積極做些什麼事。對我而言，家鄉是有感情的，它伴隨我不斷長大而變換的記憶裡跟著社會改變自己本身，而我希望它能在不斷趨向好的改變當中融合一代又一代人的歷史文化記憶，因那是活著憑藉的認同。我時常懷念，那隨社會變化捲入已逝的美好，但那美好是否總是擁有機會以嶄新的姿態再次成為生活文化的砥柱？面對全球化加速改變在地生活的我們，是否更需要為家鄉以在地性的思考角度與文化出發，理解世界其劇烈的移動影響我們的方式，而予以回應特定或整個的結構變化，憑以維繫生活認同的主體？全球化與在地性是動態的相互影響過程，當中有其權力與資本競爭的結構，我在中國滋根組織這樣的在地草根運作當中，也看到了在地活動與連結如何細微又零散地回應經濟全球化分工下造成的政策與社會問題使然。
有時候的困惑：國際志願者，究竟是全球化流動的產物，還是另類全球化網絡的能動者？（一）
然而，無論身在家鄉或行腳某處當志工，一年海外的國際志願者工作經驗，著實讓我逼臨了那些成就上述現象的現實處境，全球化與在地性的種種問題變得複雜。我試著用實踐來理解之前所學的全球化是怎麼一回事，但我時常感到困惑。特別是以國際志願者身份面對正在移動的世界的時候，更困惑自己作為一個國際志願者本身，是不是也是全球化下流動的產物？是帶著擁有資本移動的便利、帶著國際（非營利）組織的支持、是符應了對第三世界慈善與援助的潮流定義？如果特別不清楚，作為一個志願者本身有意義的追尋是什麼的時候，能不能作為另類全球化網絡的能動分子便使我感到困惑，我跑到海外只是為了運用我多餘的資本來進行公益意義上的“幫助他者”？那麼區別于全球化的另類全球化又是什麼意思？這是這一年來待在滋根，不停問的問題，問組織、也問自己，當我還找不到對做這些事的深刻意義感的時候，當我還不能為作為國際志願者這樣身份做一個確切的定位的時侯。
榛果咖啡，還有剝榛子的紅手
我在台灣的咖啡廳裡點一杯一百六十塊台幣的榛果咖啡，堅果的油脂香味混合咖啡濃郁了周圍木製的桌椅。一種雅調，混合背景音樂與細碎的人聲，可能是不算太窮的學生或小資階級的消費者還享受得起的生活。然而那香味只會讓我想起那被包裹在青綠厚葉裡的榛果原樣，生存在山間石頭夾縫間的樹枝上。艷陽高照卻涼快的八月，跟著一位大娘，偏離被採集過的區域，往更深山裡走去。北方農村稱它榛子，乾燥後，用磚頭直接砸開，我們挖出裡頭的果子吃，嚼碎在口齒間的飄香與油脂飽足感較榛果咖啡過之而無不及。然而一雙紅土顏色的手印證了勞動的應然，大媽不停的抱怨摘這破玩意兒的辛苦，又只賺那點破錢，看上去她只大我十歲。一塊在門前清理榛子外葉與泥土的，還有她十九歲未嫁也可能嫁不出去的女兒，和一個從雲南農村嫁過來的媳婦，她們都沒喝過榛果咖啡。我則一邊想像香氣，一邊剝開濕黏的綠硬皮，終於感到大拇指摩擦的疼痛時，才發現手指都沾上了莫名其妙的紅色。炒熟了的榛果由女兒帶到旅遊景點去賣，二十斤賣十塊人民幣，還得不時被討價還價。我猜想當中的三十塊人民幣，或者更多，如何花在加工﹑物流和做生意的成本上，感覺一杯榛果咖啡可能本來就該這麼貴，但摘榛子的人應該拿到更多的錢。然而撇除這種公平糾察隊的感覺，感受最深的是，摘榛子的農村婦女可能不知道榛子變成了榛果咖啡是什麼味道，也沒吃過核桃或栗子蛋糕；而我，現在才知道榛果原來長這個樣子。
還要走多遠？那塊出門遠行而逐漸乾燥的餅
我不能忘記那天清晨，天未明時，用掉了學生暖壺裡最後的熱水梳洗後，三個唯一住在宿舍的五六年級小女生拿了一袋東西給我，稀薄的塑膠袋裡頭裝了幾塊乾燥的大餅、一小塊月餅，以及一顆小蘋果。那天凌晨五點多，是時候要從轉角村搭四五個小時班車回到山西石樓縣城。「你可以留著路上吃，我們還有很多。」一個女孩推著要我收下，需要她照顧的三歲弟弟此刻還躺在宿舍床上睡覺。我知道這餅是怎麼來的。這幾個小孩家住十分遙遠，她們的村沒有學校，甚至沒有教學點。一個六年級的女孩還須隨身攜帶她的小弟，因為父親在外打工，母親不知去向。黃河邊上的轉角小學，是在五年前預定被撤併的學校，卻在滋根的資金支持與遊說下延續下來，然而自總校撥下來的師資與經費轉到小學手裡從來不夠，生員的逐年減少仍讓這所學校處於被撤校的危機。沒有午餐，是自然的事，其實這裡很多小學學生都沒有吃午餐的習慣，但是大人卻有。「你們餓了怎麼辦？」我說。「我們有從家裡帶來的餅，母親會在我們出遠門的時候給帶上。」這些餅要撐一個禮拜，而且會變得越來越乾到有點難吃。我知道她們要給我的餅怎麼來，我怎麼吃得下去，一吃，她們不就沒得吃了。
一塊餅的溫度，讓我強烈感受小孩在貧瘠農村的樸實。什麼都沒有，但是願意分享。而我只是過客，何況那天早上我就要走了。我不斷思考著這是什麼樣的人性、什麼樣的教育、以及什麼樣的社會氛圍造就而來。就像當初教書時無法忍受台灣天天拿著手機和mp3比來比去，或吵著要電腦或電動的小孩。資本主義的環境下，真的會因為欲望以及要求欲望的權利而使人掙扎於無謂的痛苦與矛盾。不過時代在變，中國行資本主義之實的道路，也正讓擁有資本的欲望蔓延開來，拉開貧富階級。雖然不少農村仍與城市有著極大的貧富差距，然農村亦正劇烈改變其面貌；村人出外打工，不再是由於饑餓，而是感到不足。不足，是受城市水平影響帶來的比較；不足，是人們想過城市般的基本現代生活；不足，是農村生存來源不足以應付邁入現代化生活帶來的消費水平。
週日的班車載更多的人離開遠在黃河邊上的轉角村，有人扛著收秋的紅棗趕大集，有婦女帶著小孩回到中心校所在的村落，教鵬彥村或小蒜鎮。這些婦女們多半時常來回轉角村和這兩個村鎮之間，為了小孩有更好的教育以及更好的生活，她們搬離轉角村，然而屬於村集體的田地還在那邊。這是一個趨勢，在政府政策推廣素質教育、重點學校而於偏遠村落進行撤點併校之時，也帶動了偏鄉人口的遷離。（滋根的調查不斷在証實這個論點）轉角村因為出外打工、遷至中心校村鎮等人口外流，而進一步導致偏遠農村本身的凋敝。如果說，當地教育局政策只是因為當地小學辦學素質不好而撤校，卻不思考如何投入更多教育經費促進當地村學校與師資的發展，農村留不住人才；如果說，政府政策不投入更多經費支持農村基本設施現代化以及杜絕當地政府腐敗對經費的壟斷，走向城市的人口將越來越多。走向資本主義路徑後的社會大環境變化極快，政府因其政治體制而出台的政策往往跟不上腳步，轉角村的沒落即可預見，轉角小學如果成為撤點併校的犧牲品，將考驗著這三個住宿女孩以及她們的家人何去何從，那出門遠行而逐漸乾燥的大餅能走多遠？
有時候的困惑：國際志願者，究竟是全球化流動的產物，還是另類全球化網絡的能動者？（二）
「你走了之後，天氣就變好冷啊！」一位花果山村的大姐在捧給我一堆剛摘下的蘋果之後，離去的身影背後默默吐出了這句話，我頓時十分想念。爾後，這句話時不時盤旋腦海，它讓我隱約感到意義。
時值秋末，暫時告別在花果山的婦女十字綉項目一段時間後，我再度返回花果山村，原先紅黃繽紛的山林早以疏落，隨便吐口氣都是白色的寒煙。和這位大姐，我們曾一塊上過十字綉的課，那時還是夏末，在午後薑黃的光裡瞇著眼一針一針縫著，順便等待四點放學的女兒。作為第一線社區組織者或社會工作者，很容易就跟服務對象有種莫名的感情。這也是我喜歡做第一線工作的原因。可以真切親臨現實，在與人互動過程中，瞭解彼此文化與說話思考等方式，帶著理念相互衝擊、製造正面狀態的改變。我們再次巧遇，也許只是平凡的一句話，當時氣候的確冷了起來。可是我們正要分別，這句話在我心底便顯得特有份量，也是某些時候我參與滋根工作最感意義所在。
在經歷一年國際志願工作之後，對我來說，最感意義有兩層意思：實踐在地、思索全球。透過親身觀察與接觸所服務人群的現實處境，如同花果山村大姐、轉角小學那三名小女生、摘榛子的大娘，你會極易瞭解每家有每家的故事，並為交情及故事本身動容。然而作為一個國際志願者，會更明白每個故事之間以及背後牽連的大社會等結構性的問題；農村勞動力不均衡問題、撤點併校議題、物流資本壟斷與專業過分分工帶來階層分離與流動的問題、城鄉與貧富差距問題等等...。那麼在做志願工作時就算一點微小的服務，例如放電影、辦小活動，或者只是鼓勵婦女組織團體、跟建築工師傅談話，你都會覺得這麼做是有意義的，它在互動過程中一點一滴地改變組織群體或個人的想法與態度，儘管處理的是結構問題的末端，但因為親身拼搏，得以直覺那些微小的正面變化讓你感到動力。再則，透過滋根工作學習到的，如何以清楚的對社會問題結構的概念以及滋根本身理念來針對服務群體設計項目，而執行項目具體落實到服務群體的需求的時候，會更明確自己作為國際志願者能施展的位置。另類全球化是可能的，因為你正在做的事便是服務這些遭受全球化影響下產生的社會結構問題。雖說我仍認為國際志願者這樣的類型工作是全球化流動下的產物，但亦如Pascale曾對我說的，那麼國際志願者本身的移動與服務工作，亦是另類全球化網絡之一。我們是網絡的能動者。
二。旅程中的旅程：草根在世界移動中的拼搏
「草根」，意味一種來自民間基層的力量，根抓沃土，強烈的意識與文化如草般隨風竄生遍野而不折腰。
共事過的滋根地方上工作人員給我這種強烈的特質與實踐性。他們都不屬於當地貧困縣級地方的人，然而都帶著類似的為農村發展的理想，在滋根設點的規劃下落腳，個別到貧困的地方上來打游擊戰，跟縣級政府、鄉級、村級等打交道，單打獨鬥，在當地闖出滋根的名號。滋根除了在美國、香港與台灣的分會，以及在中國北京的行政組織，最直接作項目也是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這些地方辦公室的主任。或許秉持滋根創辦人的理念，以草根對草根的方式進行民間互助、滋潤根本，這些工作人員的做事風格便有強烈的草根實踐風格，懂得如何運用手腕與當地政府、村民進行溝通，盡量將項目本身與資金具體落實到需要的群體身上。雖說滋根創立有二十年，然真正到地方上設點深入做項目也是近六、七年的事，之前項目多半是較為零散的資助助學金、鄉村硬體設備資金的支持，而項目則多由工作人員在北京遙控地方聯絡員（多為退休的教育部官員）做事，點主要集中在貴州雷山縣及附近其他省份。其當時的手法比較像一般國際公益組織在進行海外援助項目所使用的手法，但於地方駐點後，項目執行方式有了改變。
雖說常聽到滋根工作人員老是調侃，向滋根這樣的體系在中國其他組織絕無僅有，然而我卻覺得這種有海外三個負責募款的基金會（雖然與中國滋根組織是獨立的，但目前資金流向大致流入中國項目），以及在中國執行項目的促進會組織：海內外項目管理層、北京行政總部與地方駐點辦公室這樣的體系，便於項目運作在其項目流程、追蹤及評估方法上有國際組織項目運作的正當規模，並在項目執行上有草根策略深入民間的優勢，這是中國目前一般當地草根組織與外來的國際組織所個別缺乏的長處，但也正是目前不少國際組織和草根組織彼此之間企圖合作的趨勢，讓資金和項目實施作更有效的結合運用。
關於組織內部的體系運作問題，留文稍後談。這裡主要想談的，是滋根堅持的草根特性，以及這樣的特性如何應對了中國在全球化下社會結構變化的問題，而這樣的草根性，是否跟促進公民社會意識產生什麼連結？
滋根風格：簡樸、低調、草根、扶弱、反資、偏左
很多人在公益組織做事，在薪水微薄、福利不好、工作環境艱困而不穩定的狀態下，常有一種疑問，
「我們是不是該對自己好一點？」「如果我們是在幫助別人，是不是至少該先把自己的肚子填飽再說？」「但是也有人說我們的薪水都是來自捐贈者的愛心，你怎麼好意思多拿錢？」我接觸到的一些滋根同事往往有這樣的疑問與衝突。而這樣的疑問與衝突，往往成為滋根各地相異的運作項目風格與策略除了因地方、對象不同外的另外一個原因之一。例如下鄉出差有人堅持搭班車省錢；也有人包一天的車下鄉出差好幾個地方，因為這樣更省時間；也有人直接買一輛車，機動性更強。只不過油費、車費都報滋根的帳，因此常在規範用錢的概念上有分歧與爭議，工作人員之間也會常相互比較。
再則，其花錢觀念更具體展現在項目資金如何花到位的問題上：到底項目應該如何設計，資金才會真正用在需要的人身上？永遠都關乎于資源應如何分配應用的問題。儘管各地形式風格各異，滋根在項目資金審批上頭有其控管的原則，然而控管原則尚處於人治狀態，亦即由項目管理層的人審批，而管理層決定哪些項目該批哪些不批的人主要還是滋根的創辦人，既是理事會會長又是項目主任，而且其年紀已年邁七十。可以說整個滋根走了二十年，制度化僅具雛模，主要仍由領袖魅力主導，也因此整個滋根在我看來仍是個人帶頭風格極強的組織。簡樸、低調、草根、扶弱、反資、偏左，是我對創辦人的印象，也是我對滋根的整個印象。地方上的工作人員也因此或多或少都具備了這樣的特質。一是由於要成為滋根的正式工作人員還是經過創辦人批准的，行政辦公室的人事實屬空殻。二是在項目審批的過程中，並非完全制式化的申請、通過或否決這樣的步驟，而是通過電話或skype不斷地溝通，包括項目為何不過，預算是否設計太多，哪裡不符合Donor 意欲資助的內容等等..。有些項目可能直接不過，有些則是地方工作人員透過溝通後進行修改而批准下來的。曾經眼見地方工作人員在飯桌上時候接到創辦人自美國打來的電話（可能那邊是凌晨三點多），談項目細節修改的事，一小時過後，我們等到桌上的飯菜都涼了才開動。這裡我並不評判滋根在溝通項目過程中所耗費的時間、金錢和人力等資源，或者權力不下放導致分工無法確實各司其職等等，而只是想強調地方工作人員執行項目的共識與原則是如何透過這樣長時間高頻率的溝通而漸漸型塑而成的，同時地方工作人員在看事情的角度以及連動至個人生活風格與想法都在創辦人理念的耳濡目染下趨近滋根的典型風格。
半年的時間與在北京民工社區中心的工作人員一起生活，在那裡你跟著一塊做飯、鮮少外食，一則食品安全，二則集體勞動做飯與花錢消費來的飯菜是不一樣的兩件事，背後有種肯認勞動價值以及人應要如此生活的觀念：如果能自己來，又何必花錢買。另外包括連結其他小型草根組織推行二手衣服的收集與販賣，工作人員本身也奉行穿戴二手衣服的生活消費概念，支持循環經濟的想法。身體力行、將理論徹底付諸實踐是我半年在民工中心學到的準則。既然我們服務農民工群體，既然我們要和勞動者站在一起，那麼原就背景不同的知識分子則必須去經歷所謂的勞工生活、以理解勞工整體面貌與勞動價值。為此，民工中心試著尋找機會讓工作人員及志願者去工廠「鍛鍊」做工。這樣諸如此類的生活以及觀念對我衝擊極大。所謂衝擊，並非什麼觀念或實踐對我來說是新的、未曾經驗的，而是過去曾質疑台灣的資本主義社會生活以及懷疑能否有另種觀念或生活實踐的的經驗記憶下，遇上在北京民工中心這樣一小撮人群對於生活這樣付諸實踐的努力，衝擊了我理解另一世界的可能，並且有機會在這樣的環境下付諸實行。
而這樣將觀念不只付諸於生活方面的實踐，更是運用於項目執行的設計上。半年待在農村，參與一些項目設計，你會理解地方項目負責人背後也有類似這樣的觀念。例如，針對提供村小學文體器材包括乒乓球桌，項目設計會傾向學校能將之作為一個主題課程，融合知識與勞動來自己做一個乒乓球，而非直接花錢買一個。針對提供學校營養午餐，項目設計會傾向將資金花在租一塊田，作為種田勞動課，學生既可種出他們自己能提供自己營養的蔬菜，又能學到相關的種田知識以及體會勞動價值。雖然這樣的設計十分理想化，而且困難付諸實行，然地方負責人願意視情況深植當地試驗，且項目管理層經過與之溝通修改後支持批准，可見其對理念的共識除了原有的準則--以人為中心，可持續發展（具體內容與創辦人的想法和風格有極大關係），也是透過經驗實踐不斷磨合至今。滋根這樣透過草根實踐經驗形成的理念共識，不只作用在單純在做一個項目，將之做好以支持需要的人們，而項目設計背後其實帶著人該如何活、並且社會該如何運行會比較好的發展觀念。
反思改革開放三十年？抑或舊時代的緬懷？
『團結就是力量』這首歌在北京冬至微雪的氣候裡，在我們一行人圍坐燒得不甚火熱的煤爐旁傳唱開來。還記得有點微暗並混著煤煙的空間，是同心希望家園（一草根組織）在北京邊緣石景山的活動中心，周圍建築幾乎在政府拆遷政策下被拆殆盡，一片頹圮。創辦人和我們幾個北京民工中心的工作人員一同拜訪同心希望家園。歌唱，是拜訪當中的娛興環節，卻也是此一組織藉以團結這些打工夥伴，並透過練習來發出打工者/勞動者心聲的主要方式，同時也是同心希望家園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團結就是力量』這首旋律超出了我在台灣語境裡以為的熟悉，取而代之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前的紅歌語境。這樣的場景總讓滋根創辦人放開心懷，引吭高歌『天下打工是一家』或者其他紅歌，『東方紅』等等，我每每在這樣的場景下有種異樣的體會，彷彿大家沈浸舊時代的『團結就是力量』的社會主義溫暖氛圍，而我卻清醒詭譎地感到屋子外頭斷垣殘壁的荒涼。我似乎不屬於舊時代社會主義的記憶，我也事實上未曾經歷。
歌唱，是許多北京草根組織透過文藝活動組織打工群體並使其發聲的活動方式之一，也是在傳唱歌曲的過程中引發大夥兒擁有相似背景的處境感以及時代感，進而那種團結、聚在一起的氣氛油然而生。通常這樣的場景會明確讓我感到自身是異鄉人的處境。那種與中國古代文化、語言既相仿卻又於近代歷史片斷中缺席的感覺，會頓時讓我產生文化認同的混淆，同時也讓我自己給這樣的混淆下一個清楚的判斷：往事已矣，儘管我們有歷史、語言文化的相親，然而現今的我們有各自獨立卻相牽扯的政治經濟命運。同時，這樣的場景也促使我理解滋根的成立以及一路走來有其歷史的背景；當時的留學生對於共產主義理想的熱情、國族主義的情結，以及中國命運的牽掛。那麼會更容易理解為何滋根創辦人及滋根人仍如此保有改革開放前一種社會主義理想與氛圍的餘熅，以及諸多討論或言談之中流露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彷彿試圖想從過去毛時代中去尋找曾有過的美好價值與思想，用以回應現今資本主義發生在中國所帶來的問題。對於滋根創辦人以及滋根工作人員時常批判改革開放三十年帶來的結果，除是滋根對在農村教育與發展工作中面臨的社會結構變化問題進行反思，我想，或多少帶著滋根人對過去一種社會主義精神的緬懷，而對現世進行批判。
北京民工中心每週六下午固定是讀書會時間，從冬至夏，我們靠著門口的光討論預讀的材料，多半關於毛澤東論教育革命、毛澤東矛盾論、實踐論等思想理論。儕身在農民工聚居的一二層平房中間，和外頭馬路的十幾層現代化大廈相比，彷彿我們在一個過時的光裡閱讀與討論過氣的思想作品。一樣的，週六討論完毛澤東，例假日跑去參加由手機企業資助的搖滾音樂季，我有時面臨現實切換不過來的窘境；像是前一天沈浸無產階級主義是個什麼樣理想與境況，後一天享受商業資本堆砌出來的音樂表演。然而，這是我在台灣未曾有過的機會，甚至在未曾碰觸過毛澤東思想即憑藉不同版本的歷史評判而對他有偏見。在這裡，我看到民工中心的一些人，是如何努力地試圖想透過理解毛澤東思想來認知那改革開放前的時代，是如何想透過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來應用他們身在農民工社區為這些工人的服務當中。而我也在閱讀這些思想（包括尋找毛引用馬克思與列寧理論或文章）過程中，逐漸理解改革開放前那時代毛思想是如何作用與影響，也促使我敏感周圍現象由於資本主義正在發生的改變，以及敏感自己一直不斷被其影響的生活方式。毛文章裡頭提到的許多對小資階級與知識分子的強烈批評，包括知識分子需要透過鍛鍊與改造才能真正跟工農站在一塊等，我想部仍適用於批判現今資本主義過度分化的社會。這或許是為何民工中心的人試圖理解毛文章，除卻對舊時代某些美好價值得緬懷，也想從中找到支持工人階級的力量，再則身體力行，透過跟工人一樣做工的鍛鍊，真切理解工人階級的處境，才能更明白對這個群體能做出什麼樣的支持，以及背後想要一個什麼樣社會的理念。
滋根對我來說是個不太具豐沛理論與明確策略的組織，執行項目背後擁有的想法與熱情多半來自直接對現狀提出的批判與問題，只是透過在不斷試圖解決問題含支持需要而設計項目當中，透過創辦人本身理念對項目的控管與溝通，漸漸匯集出屬於滋根做事的原則與風格。參與項目過程中，我感到各地項目負責人也是一路摸著石頭過河，透過經驗與實踐，慢慢摸索出一條可行的道路，未來若有什麼強而有力的理論，也是經驗辯證而成的。
走草根？還是走制度？
滋根組織制度化在內部討論一直是個問題，為何滋根走了二十年還不怎麼制度化？側耳聽到不少人的解釋皆與項目管理主任（創辦人）不放權而無法讓地方負責人各司其職有絕大關係。我相信在滋根裡頭，創辦人佔絕對主要的靈魂角色，然除了放不放權外，滋根如今這樣的運作體系與創辦人堅持草根的特性，我想也是讓制度化成熟有難度的原因之一。
滋根的整項目申請流程到審批、執行、追蹤監督與結案十足是國際組織專案運作的規模，然而真正交由地方上來落實設計與執行的時候，往往為中國國情與地方權力結構和文化而有所變更，時程與內容會回過頭來影響整個項目規劃與流程本身。同時滋根創辦人往往堅持的是，項目盡量交給地方需要項目資金的對象來做，意即希望盡量由當地人主動參與。並且其審批的時候，也會因地方上的個殊理由更動項目審批時程本身。這當中矛盾的是；滋根創辦人希望行事草根，貼近當地人的真正需要，最好是當地人具能動性來主動申請運作項目本身。然為符合這樣的理想，項目流程必須變得彈性、方便變通，以符合地方上較多變化的狀態，但也因此常常干擾了總體項目的行政運作本身，拖延了項目更有效率的流程運作。因此，看來十足規模的項目群計畫、流程等本身，行政流程包含審批、撥款等執行起來時常亂中有序。同一方面，滋根不只創辦人都意識到，滋根走到現在應該更制度化些，甚至想方設法提出項目申請模板、評估樣板、定出三年五年策略方針等。然一旦確實執行、堅持制度化，對地方上的通融變通勢必變得困難。就從定了模板到現在，滋根仍無法確實執行，似乎仍給地方上較大的通融空間。我想這或許是滋根創辦人在取捨制度化與地方項目制度人性化之間，背後有個衡量的想法：不是為了項目而做項目，如何帶動當地人積極參與到項目裡頭，達成他們自己的需求才是為要。
草根連結與公民意識
帶動當地積極參與項目這樣的想法也同時體現在滋根資助其他小型草根組織上頭。北京幾個駐點在農民工社區的小型組織，包括針對服務女工對象的、針對服務流動人口的、針對農民工子女教育的以及針對農村教育的，都與滋根有相當程度的合作或項目資助關係。當地小型草根團體優勢在於深入民間，並且諸多是由當地自發的，只是運作資金來源相較滋根這樣的中型組織更不易取得，常面臨斷炊之危。滋根走草根路線，希冀與更多草根組織串聯，因此往往資助小組織的一些特定項目上。除此之外，工作人員也經常在理念相近的草根團體間拜訪走動，了解與交換近期消息狀況外，也尋找合作機會、分享交流平台。地方上的負責人有的也甚至參與其他小組織的活動，並幫小組織向滋根申請項目資助。這樣之間的走訪交流，實際連結了諸多草根團體，讓訊息及合作機會的串聯由點至面傳播，容易擴大影響力並吸引更多人參與。而這樣的串連模式，也是在中國非政府組織無法光明正大的透過抗議或倡議活動以反映議題訴求之外而形成的。滋根是個針對議題反映但卻從小事做起的組織；由於針對的都是社會結構議題，無法直接倡議，因此都靠草根組織之間小事對小事的串聯，藉由小事來一點一滴影響人們。
好幾次聽到滋根創辦人不斷定義滋根是什麼樣的組織，以及她最想滋根做的事是什麼。滋根包括之前所做的事都是給人慈善團體、扶貧組織的印象，實際滋根也是原先如此定義，即支持最需要的，但原則是以人為中心，可持續發展。慈善、扶貧這樣的字眼後來被用爛了，呈現助與被助的依賴定義，或者就是不斷給錢給物資，受助對象也多半會這麼要求。這不是滋根所要的結果，結果是要可持續發展。幾次場合創辦人曾說，她最想做的事是針對社會結構問題產生的議題或政府不當政策作調查研究，透過玆根在當地建設示範點，並據此寫研究報告以供政府政策參考或提供社會大眾關注。取徑不走抗議，也不能走，建設示範點也是某種倡導取徑。例如滋根已針對政府於農村撤點併校政策做過一系列調查報告並持續關注，並於滋根駐在點投入村校示範點的建設，要以證明撤點併校的結果相對於投入村校發展是弊大於利。另滋根也有學者長期關注農民工移動背景下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並據此做過報告，行動方面民工中心則試圖與打工子弟學校作教育方面的合作。這種種行動說明滋根其實針對性的以在地的姿態去反映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影響下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政府作出不當政策後衍生的社會問題。而滋根同時也以跟其他草根組織的連結來進行對問題的回應。再者，另一項計劃，將滋根作為一溝通兩個不同世界的平台，招募實習生及志願者，讓更多的人去認識社會的底層以及農村具體面臨問題，也在磨練當中學習滋根對這些問題的角度與看法，並有機會產生更大的連結。這樣的計劃極具理想性，但也在實踐過程中發揮影響力，特別是大學生。不少大學生透過親身參與，認知現實問題，並於做事過程中產生更多困惑，卻也感受意義所在。再則，農民工社區常與滋根接觸的建築工師傅或蟻族群體，或多或少長期接觸滋根工作人員的想法，而農村的村級幹部或項目對象群體，甚至常被滋根工作人員找來商量或合作的一些地方官等等，我相信其作為公民意識不斷在這長期接觸參與的過程中隱微的慢慢培養起來。然而大環境的現實制約還是非常強，鮮少任何的社會參與行動便足可見。我感到，曾跟滋根接觸的人群漸有公眾意識的產生，然而大家都知道社會現實是怎麼一回事，卻鮮少有勇氣去進行任何微小的行動，反而是批評了以後，繼續為了求生存過自己的日子。不少大學生也不例外，彷彿作公益是一回事，認識社會現實問題是一回事，最後還是得去考個公務員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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