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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20日 星期五

組織者的平衡練習--Diaspora Peoples’ Assembly
















圖片來源:宏觀電視 John Chen

去年四月時,一群香港社運團來倫敦公民參訪。當時執行長Neil接待了他們,並且簡單說明了倫敦公民對於社群組織的理念。在整場座談中,我印象最深的只有兩句話「如果你沒有能力組織你的鄰居把門口這條街打掃乾淨,那麼就別來跟我談什麼全球貧困問題!」他說這兩句話的眼神有一種充滿自信的穿透力。我後來經常在許多的場合中回想起這兩句話,不認為他對,也不認為他不對,但是作為一個組織者,要怎麼在不斷推擠前進的議題潮流中,始終把「人」作為工作的重心,卻又不流於見樹不見林的困境。我對於社群組織的掌握與理解,一直是在追求平衡中前行。

2011年,國際消息紛亂的一年。從茉莉花革命到歐債危機,從日本的海嘯震災到倫敦的大暴動。哈維爾跟金正日相繼離世,而賓拉登被射死在自己家中。挪威的殺手挾著他的救世宣言展開了屠殺,而佔領華爾街運動宣佈一種新的群眾運動理念就此誕生。

每一個驚心動魄的消息都離我們如此之近,每一天攤開報紙我們都又像是站上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然而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組織者,或者是一個對於公平正義還有信仰,對於未來的世界發展還有希望的運動者,應該站在什麼位置?倫敦大暴動時,我經常工作的那條街滿目瘡痍,金鋪、賭場、大賣場,櫥窗玻璃被砸的粉碎,路旁的車輛被大火吞噬,許多人帶著孩子紛紛走避鄉下,遠離這場紛亂。暴動之後,滿天遍地都是分析在互相爭辯,有人說是因為貧富差距、有人認為是因為種族治安問題開的第一槍,有人開始極力抨擊失業與教育。而倫敦公民則發了一分公告「Tomorrow the analysis, Today the clean up」,開始組織不同的區域,共同參加街道的清掃活動,並且協同社群領袖發起了一份調查行動,要進行大規模訪問,包括各地區的居民、小學老師、宗教領袖、以及不同族裔的社群,讓他們來分析這一次在他們生活中所造成的衝擊,以及分享下一步的行動。

十月,席捲全球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在倫敦也引起了廣泛的迴響。許多抗議者佔據了聖保羅教堂前的市中心精華地帶,倫敦市長Boris Johnson經常對這群支持者語帶譏諷,並且付諸行動把他們趕開。一直到聖誕節前,小規模的抗議依然還在持續延燒沒有平息。但是倫敦公民在這一次的事件中,除了一個相熟的學者在專欄上提出倫敦公民之前也有進行過與金融相關的社群工作外,不發一語。

在社群組織的草根行動中,自有其政治天平。然而要在不同的文化遮掩中,找到天平的運作方式,有時看似簡單,卻極其困難。

十二月十日,Citizens UK今年成立的新公民團隊進行了一個大規模的政治行動,我們企圖邀請上千名少數族裔社群領袖共聚一堂,宣佈 New Citizens movement的正式開始,並且將其命名為”Diaspora Peoples’ Assembly”

Diaspora這個字在中文中很難找到好的翻譯,讓我姑且與此附錄上大會中所使用的說明「“...members of ethnic and national communities, who have left, but maintain links with, their homelands. The term ‘diasporas’ conveys the idea of transnational populations, living in one place, while still maintaining relations with their homelands, being both ‘here’ and ‘there.

生活在異國卻仍然擁有自己的文化,生活在這裡卻同時在他方,這就是Diaspora的流離處境。作為倫敦的移民,他們擁有自己的文化與語言,但是同時他們也將自己視為倫敦的一份子而生活,這一場大會就是要正式的宣示這種生活樣態,並且要求得到尊重。不同的少數族裔透過連結而取得要求與政府談判的權力,在特定的政策上,要求具體進展。

在地點上,我們選擇了位於HolbornCity temple教堂,四十五年前,人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博士於同一地點進行了領取諾貝爾和平講之前的演講。他說作為一個人,重要的不是他的特殊性而是他的基礎,不是他頭髮或皮膚的特徵,而是他不朽的尊嚴與價值。而這句話也同樣被引用為世界人權日的精神宣示。

而在政策上,我們則選擇了Citizens UK過往所一直在關注,而許多會員領袖也都有共同推進的的移民議題,繼續深入,並且將其視為Diaspora People的共同議題。包括少數族裔與警察關係議題、律師欺詐移民法律案件問題、還有母語計畫等,都邀請了相關官員到場進行正式回應。

移民、團結、權力、人權,是這一場大會的訴求,然而真正能夠讓這場大會發生的,卻不是因為這種高潔的口號,而且組織者在不同的族裔社群中所進行的組織工作,每一個參加這場大會的社群都同意以上這些精神,但是也夾帶著自己的訴求。而這些訴求除了跟倫敦在地的生活相關之外,也必須滿足國家認同的需求。如何讓這些訴求彼此不相衝突,甚至一起促進組織的動力,則是組織者的工作。

在這一場大會中,我負責的工作除了包括原有的Deptford區華人組織工作外,也邀請了平常接觸的台灣團體代表以及越南團體代表參加。因為參加的國家眾多,並且每一個團體都將以國家身份參與。也因為作為Diaspora的社群,當身處海外時,本身就會對國家與文化的認同擁有強烈的連結,每一次意見的相左都很容易被視為國家、種族位階的紛爭。座位的安排、進場的先後以及發言的代表,組織者在過程中必須就不同國家文化與立場進行協調、衝突與妥協,

組織者深入社群,從無證居民到市長,我們和社群中各種位階的人工作。從號誌燈太少、公車班次不夠這種地區性的小議題,一下子攀登到外交的國際角力。組織者的工作也必須不斷的充滿彈性,時時刻刻把我們所工作的社群放在最中心,以免一不小心眼花撩亂不知所以。

用什麼作為區分的單位,各大州、會員/非會員?什麼人可以作為嘉賓,怎樣的人用什麼身份出席?哪一個國家的人代表哪一個文化並且在哪一個議題發言?剛果有兩種國旗,代表兩個不同政體,要用那一面?南北韓的旗子是不是乾脆讓他們離遠一點?拉丁美洲的國家有多少國會出席,而會場中如果我們要設計一個活動讓大家用方言打招呼,有可能有幾種?

這些人都是我們平常一起工作的社群,我們一起關心社區議題,討論街道安全,但是今天換個身份,以國家認同出席時,組織者的見樹又見林已經不只是國際議題和社群組織的究竟應該以哪個為重,而是又加進去了國家認同以及政治歷史文化因素的牽扯。而我作為台灣來的組織者,身處於華人團隊的一員,和南倫敦以福建人為主的華人社群一起工作,同時也和台灣與越南社群保持積極聯繫。當他們全部都以國家認同出席這場盛會時,每個組織者都必須確保受到邀請的團體受到絕對的尊重,並且所有的國旗將正式的鑲嵌在那一幅,將正式公開的New citizens國旗大拼布上。組織者的平衡練習,每一步都必須小心翼翼。

作為平衡練習的成果,首次舉辦的新公民大會,雖然存在一些可以進步的空間,不過我們的社群領袖卻在這一次的活動中表現相當亮眼,左右全場,甚至青少年代表們主動掌握談判,打斷警方的冗長發言,要求具體承諾。而眾多國旗所組合起來的拼布也讓全場的氣氛達到了高潮。

在活動結束後的檢討,雖然所有組織者累的要死 ,對於大會中沒有表現很好的部份也還是很沮喪,但是談到這面國旗還有表現傑出的領袖,幾乎都是眼睛發亮。也許這就是組織工作的魅力吧,你走進廚房,感受到了政治的困難與滾燙,但是某種程度上卻又有一種踏實感,因為你的希望不寄託於陳義高遠的抗爭,而是放在這些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一點什麼的小市民身上。也許只是街道路燈,是和警察的關係,或者是語言考試的項目,但是當他們真的相信作為市民他們有能力付諸行動改變他們所生活的世界時,即便只是一點點,明天也就真的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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