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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2日 星期五

We Love Tottenham – 倫敦暴動調查報告


We Love Tottenham – 倫敦暴動調查報告

文/圖 趙文瑾


TottenhamTown Hall,早晨的二月的陽光透過整面挑高落地窗斜射進來,大約坐了十人的主席長桌背對著窗戶,面對窗戶與主席台的三百多人包括了社區居民、當地機構、學生、老師、議會代表與神職人員,甚至還有足球俱樂部,再加上媒體記者架起來的攝影機械,整個大廳被塞到水洩不通,後來的人只能夠站在大門外張望。

當主席宣佈可以問問題時,許多手同時都舉了起來。問題的砲火猛烈一如預期,從指責到支持,從疑惑到鼓勵,每一個問題的背後都背負了許多的挫折與傷害,因為這一場發表會想要處理的問題是如此複雜,去年八月所開始的衝突事件不只是在本地快速引爆,更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大倫敦區星火燎原延燒開來,首相與倫敦市長被迫中斷假期趕回倫敦,衝突區的街道滿目瘡痍,有人甚至將與二戰之後的寥落相比擬。

暴動事件後,許多批評與指責隔空交火,但卻像是我們習慣的媒體模式一般,事件永遠會被更新的議題所取代,沒有解決的憤怒留在原地,持續發酵著。今天,我們所站的正是暴動初始的中心,要重新撿起的是這一個令所有倫敦人難以理解的事件。Tottenham暴動。



衝突的開端

長達一個多星期的倫敦暴動,最初的導火線,是來自於201184日,在北倫敦一個向來以移民與貧窮混亂著名的地區Tottenham,有一名29歲男子Mark Duggan因為被認為有販毒嫌疑,在被警方逮捕的過程中擊斃。86日,在一場為了Duggan示威的抗議中,憤怒開始失控,建築物、路旁的車輛被放火燃燒。這場暴動的一開始,因為槍擊Duggan的搜捕過程問題、開槍合法性問題、少數族裔的衝突問題,快速的擴大為一種普遍性的對於生活現況的不滿。在新聞報導Tottenham事件的兩天之後,包括東倫敦的Hackney,南倫敦的peckham以及Lewisham等少數民族聚集,同時也較為貧窮的區域,幾乎是在非常相近的時間內一起爆發。市中心的商家遭受攻擊,尤其以賭場和3C商品、衣飾等最為嚴重,趁火打劫開始成為了暴動的中心主旨。儘管Duggan的家人出面呼籲,這樣的搶劫行為已經與當初抗議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馳,但是暴動事件依然延燒,而且甚至開始在許多被認為「好區」的地方發生。因為事件同時發生,而且犯案的青少年多以黑莓機或是Twitter等進行快閃聯繫,倫敦的警方疲於奔命,應接不暇。許多地區幾乎是陷入毫無法治的混亂狀態。

倫敦到底怎麼了?從一開始為了Duggan的示威遊行,到後來的全面性失控。這一間大約一個星期的時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成為了許多人心中難以消解的疑問。一開始,Duggan的槍擊事件所也許體現出的是警方與少數民族的緊張關係,但是為什麼到後來會演變成廣泛的區域暴動?暴動嚴重的南倫敦和Duggan或者是他的幫派與家庭根本沒有任何關聯,舉目所及的是一群失去控制的青少年衝上街頭享受夏日的暴力狂歡,警方的應變在各處的快閃行動中,完全失去控制的能力。

一派主流的意見則認為,事件的起因來自於青少年對於未來的失望與不安。高學費的爭議還沒有降溫,失業率的壓力仍然在攀高,貧富差距的衝擊以及對於未來的不信任感,在在影響青少年選擇用這種虛無的方式發洩憤怒。流行文化是一種物慾的文化,但是現在的社會情況與貧富差距卻是讓處於不利狀況的青少年要維持基本的生活條件都很辛苦。

當然,也有另外一派主流意見開始檢討起英國的教育方式,主張應該要用更為強硬的手段給予這些暴動者懲罰,例如,如果確認參與暴動事件,不只應該要面對應有的刑罰,也應該要收回原來所給予的社會福利,例如福利住宅等,應取消其資格。

專家、學者、評論、分析,受災戶的控訴以及警方的抨擊、政府的信心喊話,在暴動之後幾乎佔滿了所有的新聞焦點。那些我們很熟悉的災後處理模式在這裡一樣上演著,然而,這一次的事件卻讓我從另外一種角度,看見了社群組織在危機處理時所會採取的不同方法,也因此,雖然這種區域性的行動與我的工作並不直接相關,但是還是讓我一直忍不住去跟進瞭解相關的工作進程。





另一種方式

從社群組織的角度出發,倫敦公民面對暴動所展現出的組織性格相當鮮明。首先,是倫敦公民最典型的看法,重視「action」,討厭「talking」,所以在暴動初期,便發出了一份新聞稿「Tomorrow the analysis, today the clean up」,表達倫敦公民向來投入於街道安全以及與少數移民團體共同工作的付出,並且呼籲社群共同合力清掃街道。其次,他選擇組織社群領袖,在最短的時間之內,以社群「容易參與」的方式,舉辦了許多大小不一的vigil,以象徵性的的方式,鼓勵社群出來以自己的方式捍衛社區。

最後,倫敦公民宣佈將透過與社群領袖合作,透過「Listening campaign」的方式,由社群領袖組織成調查委員會,瞭解實際生活在這個地區的人,講述他們自己所面臨的狀況與感受。以進行一份調查報告。

2011年的十月十五日開始,這半年來,總共有九位調查委員會的委員,十五個社群機構加入了這個計畫,進行了三百零七份的問卷調查,並且有七百多人分享了他們自己的故事與經驗,

在這個過程當中,倫敦公民真正重視的並不是報告的結果,不管是青少年的教育問題也好,是失業率的高昇也罷,「分析的結果」只是處理問題的手段。真正重要的是社群領袖如何在這個過程中,對於他們認為重要的事件投入、合作,並且將社群捲入,從而創造出強而有力的社群以及其與公部門的連結。

用比較誇張一點的比喻,關於我們所面對的世界,他們並不在意到底是學者說的全球化金融風暴,還是末日教派的世界末日即將到來何者為真。理解何者為真的這件事情,去辯論複雜的理論架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看見有許多問題,而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手段去「Act」。暴動發生了,到底是因為具體什麼問題並不重要,分析與爭辯留給學者作就好,重要的是居住在這個地區的人有他們自己的感受,而要用什麼樣的方式鼓勵他們組織起來,為了自己的社區進行行動。

並不會因為某一份調查或者研究指出了事實的真相,我們的生活就可以變得更好,我們對議題有所回應之後,往往我們的生活並沒有實質的改變,「爭論真理」這件事情常常會需要很高的理解門檻,而大部分的民眾也依然不覺得我們有能力可以去改變什麼事情。倫敦公民的工作方向和我們所習慣的NGO工作模式,或者是對於知識份子的期許的模式很不相同。他們甚至很多的時候奚落學者,也沒有太多興趣去互動。因為他們認為許多學者只想要批評社群組織的理論模型,但是對於「action」本身,沒有太大的興趣。

因此,從事件一開始,倫敦公民很清楚的把社群如何團結合作放在了活動的核心,建立市民調查報告的過程,也是重新確認市民與社群對於事件的詮釋權。不管你是商店老闆還是小學老師,不管你自己就是青少年還是父母,這是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的故事,你的故事也許說得不清不楚,但是它才是改變未來最重要的力量。因此,在這個報告中,倫敦公民的目的不是要找出真相建立分析,而是從這個過程中,培力並訓練出一批有能力去強化社群關係的Tottenham公民。指認出一個未來「可以繼續工作」的推薦方向。更重要的,也因此而制定出倫敦公民如何與當地企業、議會以及警方的工作計畫。

調查報告

這份報告總共從三個方向呈現Tottenham暴動的原因與影響。首先,最重要的當然是整個倫敦暴動事件的起因,由Duggan的槍殺案件所呈現出的警方與少數族裔的緊張關係。有將近三成的民眾認為,警方的態度與權利濫用是這起暴動事件的主因,在一個54.7%由外地移民組成的區域,當地只有十名警察是來自於少數族裔的背景。在倫敦的人口組成中,黑人大約佔了人口組成的一成,但是在被搜查的比例中,卻佔了將近三成。(附帶一提,搜查過程中所造成的種族不愉快並不只有黑人,在南倫敦的華人,因為語言不通,所以在被警方搜查的過程中,充滿許多動作粗暴並且忽略調查程序的案例,因此也參與了新公民團隊的Stop & search campaign,參與與警方公共關係督察長的談判。)而在此區遭警方行動而死亡的案例中,過往所調查過的460件案件,其中包括21起直接射殺,沒有一件被認定為有罪。

警方與少數族裔的緊張在暴動時期達到了極點,許多教堂提供水、食物與休息處所給前往協助的警方時,甚至會遭受到當地居民的責罵,其緊張關係可見一般。因此,倫敦公民與社群領袖提出,應該在未來以建立「city safe zone」的方式,建立警方與居民的合作關係。

而在青少年的失業問題方面,有53.1%的居民認為,失業是此次暴動的主因,32.9%人歸咎於貧窮,而高達73%的居民認為,要解決這項問題,企業對於當地的投資是當務之急。29%的人指出,為了長遠的發展,應該要對於青少年的教育與就業機會有更多的訓練。在調查報告中,當調查委員們詢問那些不參加暴動的青少年,他們之所以不跟著朋友出去的原因時,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選擇不參加暴動,因為他們擁有家庭以及社區的聯繫,以及教育與工作的機會。

當流行文化鼓勵青少年購買昂貴的物品以顯示自己的身份地位時,他們卻沒有合法的管道可以達到他們的目標。因次,倫敦公民和社群成立了「Working Future」的計畫,希望推動當地議會與企業共同支持在當地增加一千個就業機會給年輕人。

最後,則是社區總體環境與居民的無力感。Tottenham向來被認為是貧窮髒亂的區域,而在倫敦暴動之後,此區的名聲更是惡化。53%的居民認為,提高地區的榮譽感與投資將有利於發展。居住在Tottenham必須是一件驕傲的事情。另外,在調查的過程中,無力感經常是不斷出現的形容詞。有一位十七歲的少年回憶起暴動事件,他甚至認為這是一整年來最棒的一晚,感覺所有人總算是團結起來,一起去作一件什麼事情,即便這件事情,最終將導致毀滅性的後果。

暴動居然成為了讓某些人感覺自己擁有力量的方式,這顯示多太多人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完全失去了主導的力量。因此,倫敦公民提出在未來兩年要訓練出一百個青年領袖的計畫。青年領袖對於社區事務的參與,在正面的管道取得參與感,將成為提昇自我評價的關鍵。

在調查報告提出的記者會上,最諷刺的一點是,與暴動事件及其相關的警方婉拒參加。許多社群領袖對此表示相當不滿,要求在未來,地區警方必須重視與社群的合作關係。然而,對於某些已有參與警方工作經驗的聽眾來說,很難接受這樣的計畫沒有警方的參與,倫敦公民是否有確實去接觸某些警方的社區工作組織呢?你們的模式到底是什麼?那些聽眾很不客氣的指責。然而另一方面,Duggan的友人也質疑,在這項調查報告中,沒有提到未來將對Duggan的家屬有什麼樣的行動或者是協助,你們對於Duggan的家人有什麼樣的計畫?他們憤怒的問。

這一場記者會,我們選擇的地點回到了當初暴動的中心,雖然已經過了半年,雖然冬陽燦爛,但是事件中的交相指責,傷害與憤怒,又快速的籠罩回居民的心中。不過不同的是,當這些指責出現時,當地的社群領袖在第一時間共同回應。「我們」承諾將帶來什麼樣的改變,「我們」將要一起推動。面對那些誰是誰非的指責總是很困難的,而唯有「行動」才能夠跳脫指責,真正改變現況。我們談論的不是誰對誰錯,而是「行動」如何可能。行動,才是改變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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