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網絡對於組織的挑戰

社群網絡對於組織的挑戰

文/趙文瑾 

從茉莉花革命到去年的倫敦暴動，Twitter、facebook等社交網站，或者是黑莓機的封閉式集體簡訊等通訊設備在訊息的傳遞以及人群的快速聚集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以這兩天台灣的熱門消息為例，台北市政府都更案強拆士林王家，從消息的出現到發燒，以至於要求群眾前往王家守夜、到抗爭、抗爭失敗、終於被強拆以及後續的抗議等等。臉書上幾乎永遠都會有最新一波的分享與報導消息。

這幾年來，無可置疑的，網路的使用已經造成了新一波的群眾運動模式，雖然在很多層面上我們還說不太清楚他的發展過程，無法準確的預測他的發展是好是壞（例如在倫敦暴動中，這種訊息的傳遞方式便成功的讓警方對於快閃式搶劫毫無招架之力），但是很清楚的可以感受到，一種新的能量還有新的思維方式已經被帶進組織與倡議的行動中，然而作為一個強調「組織」的社群組織者，這樣的網路行動/思維/習慣，可以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刺激與學習？在倫敦公民三月的organisers guild中，執行長Neil便邀請了BBC的資深記者Paul Mason分享了他對於網路對於這一波革命/社會運動/群眾運動的觀察與看法。

Paul Mason 有一本新出的書”Why It's Kicking Off Everywhere: The New Global Revolutions”便是專門談論這個項目。我自己還沒有時間去找來看，在此就先減短分享一下他的演講筆記，以及組織者後續的討論與分享。

社群網路的現象與衝擊

Paul Mason從三個角度來分享他所見到的觀察。首先，是經濟的方面。在2008年的經濟危機之後，基本上我們所習慣的經濟體系已告終結。而現有的生活習慣中，你走上街道，絕大多數的櫥窗與廣告大力宣傳與販賣的都是我們維持生活所不需要的物品，與此而相應的情況卻是低工資與龐大的貸款。

而在這樣的情形下，貧富差距也越來越明顯，大多數的人可以很輕易的辨別到出現了兩種不同的人生走向。 

 

良好的社經地位與高學歷幫助你較容易取得高薪，而當你的生活可以取得高薪時，你的人生曲線將會發展的越來越好，你的薪水越來越高，你會有充足的退休金，你可以旅遊與渡假，你可以享受高品質的生活，而連帶你的下一代也能夠很容易受到相同的待遇。但從另一方面，而當你的生活必須從底層開始時，你的生活將會越來越往下，你沒有足夠的資源去競爭，學費越來越貴，你必須負擔多份工作，隨著貸款的增加、養育子女費用的增加還有薪資的降低，你的生活曲線將會越來越降低。

這種兩極化的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縱使你很年輕，但是你已經可以感受到你未來的人生走向已經和某些人完全不同了。

第二，在科技的方面。運用資運與人脈的能力在未來將越來越重要，而新的科技將可以輔助你搭建你的社會網絡。而在這樣的趨勢中，新的群眾運動，快閃的模式也已經成型，人群藉由社交網路快速集會並且達到目標，然後就原地解散，不會有時間去進行談判或者是協商。

但也因為資訊是快速流動，所以非常容易打破舊有的宣傳形式。Paul Mason舉了近來在網路上相當有名的「Kony 2012」為例。Kony（Joseph Kony）是一支私人軍隊的首領（Lord's Resistance Army），也是國際刑事法庭的首要通緝犯，他被指控在烏干達肆意謀殺、性奴役並使用娃娃兵等惡行長達二十年。影片的敘事便是由美國慈善組織invisible children發起，透過臉書、youtube等等宣傳訴求支持。這隻影片迅速造成國際輿論，支持美國進入中非，將Kony早日逮捕歸案。而這一個影片與宣傳方式雖然造成了大量的點閱，可是在消息迅速傳播的過程中，人們不是只有單方面的接收關於Kony的形象塑造，接受他就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壞蛋，同時間，也有許多的質疑與討論是針對invisible children而起，並且對這個組織的運作方式產生質疑，同時也有更多的資訊去討論關於烏干達的真實情況。

因為資訊的快速流動，人群藉由社交網絡的快速聚集，新的運動形式出現了。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群眾透過資訊的傳達聚集在一起，並且進行公眾的討論，彼此之間不具有階級性的差異。

最後，相關的科技發展對於人類心理的影響也是深遠的。首先，Kindle、iphone、ipad的出現徹底的改變了出版業的現況。現在，你可以自由的出版你自己的書籍，不需要經過出版業者或者是編輯的挑選，而由此我們看到了一種情況，就是所謂傳統出版市場認為羅曼史或者是言不及義的「垃圾書」大賣。而這種情況對於未來出版市場的影響為何，值得觀察。

另外，也因為科技的發展，培養出了一批極端依賴網路的世代，因為重度使用網路，所以性格上也會展現出許多網路世界的特性，例如相信自主，相信個人應該有更大的空間，但是同時卻更願意將你自己的生活與陌生人分享，照片或者是故事等等。而這些都將最終改變了人們抗爭的形式。

Paul Mason提到，雖然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也經常提及這樣的自主精神，但是在實踐上，卻還是敵不過階層化的國家機器。而女性主義者也曾經試圖使用平行化的組織模式，不過結果卻也沒有見到很好的成效。小眾的、去中心的個人/網路使用者，如何透過社交網路聚集和集權的、有組織的國家機器進行抗爭，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這一代所展現出的許多個性和二十世紀中期的學生運動、公民權運動等等是完全不同的，這些都是新的一代抗爭模式所出現的現象，Paul Mason認為他還沒有辦法斷言未來的發展，他只是將他所見的人類行為現象紀錄並且整理下來。

Mobilizing與Organising

而相關的群眾行為對於community organising將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組織者是否有可能在組織的過程中，挪用或者是學習相關的動員方式，或者是消息傳遞，但是同時又能夠保有組織者最在意的「參與者對於行動負有責任」的行動個性？這些都是組織者在面臨實際的工作壓力中，最重視的問題，因此，在接下來的小組討論中，幾乎每一組也都是圍繞著類似的問題打轉。

首先，我們會面臨到Mobilizing與Organising的差別。在新的科技下，你雖然可以快速造出一群聚集起來的人，但是他們完全不需負責（no accountability），所以你雖然創造出一股「潮流」，但是卻無法組織。我們雖然可以藉由臉書、Twitter等等網路社交工具快速的傳遞訊息，例如和我們工作的學生領袖可以透過Twitter快速召集十幾個具有相關經驗的朋友共同參與某項會議，但是如果沒有後續組織工作繼續跟進，那麼人群依然是零散自由來去，沒有辦法在事件中確實擔負責任。如果人群沒有在事件與行動中確實擔負責任，那麼community organising所謂的培力領袖這件事情就沒有達成。而我們也沒有辦法保證在在每一次的行動中，參與者都經由學習而更加的捲入活動中。而這件事情根本違背的community organising的根本信念，「人的組織優先於議題的發展」。

在小組討論中，組織者分別就不同的方面提出了相關的社交網站可以對我們的組織工作所帶來的幫助，而這樣的幫助主要都集中在訊息的散播上。

Paul Mason對於organising與Mobilising 的討論提出了幾點回應。首先，當我們討論到「階層」（hierarchy）以及「結構性關係」（structure relationship）的差異性。重點在於，你是屬於智慧的中心，指揮他人去辦事。還是你能夠讓其他的行為者也學習你的行為？這一點也許可以是造成差異性的原因。

另外，傳統的組織模式或在錯誤出現時，傾向進行私底下的討論與決策，但是現在的方式卻是當錯誤出現時，第一時間就公開丟上網路集思廣益。並且，在網路世界上，每個人都同時具有不同的身份認同，他白天是銀行的上班族，但是晚上可以是在魔獸世界中受到眾人尊敬的領袖。而這也提供了一種途徑讓我們可以在各種不同的身份中找到連結與組織的可能。例如猶太教跟伊斯蘭教都有可能因為另外一種身份的認同而共同連結。

另外，community organising對於這種自發性的群眾組織，則可以提供與傳授所謂的「組織技能」（orgainsing skills），包括談判的方式等等。

不過這其中也有一些危險，因為當這些群眾的性格是既自我又願意分享時，他們同時也不願意「被組織」，同時，在這個充滿不確定變動的年代，就連組織本身也充滿了不確定與變動的可能性，這一方面造成人們傾向於更關注於自身的問題，但是同時也拒絕再相信一個集體而龐大的威權體制。

具體應用與反思

倫敦公民是一個非常鼓勵組織者跨出既有經驗的組織，在不確定相關社交網路工作可以如何運作以及後續效果的狀況下，兩年多前就已經開始積極部屬臉書與Twitter等網站的運作，不過大多偏向於活動訊息的傳佈等。在這一次市長大選前的施壓行動中，則另外設立了一個網站，http://whatlondonerswant.com/。 藉由連署與推薦，特別是在網路上已經有一些人脈與名氣的人進行參與，推動網路使用者支持倫敦公民提出的市長議程。

另外，新公民團隊也使用nation builder   http://newcitizens.nationbuilder.com/support 這個網站來進行組織者與工作對象的資料整理。每個組織者的人脈網絡透過tag（標籤）的方式整理起來，讓組織可以快速的瞭解與掌握究竟有多少的組織力量。

目前相關網絡的使用效果未明，不過給我自己比較大的衝擊是，組織者在希望透過新型社交網絡工具進行組織工作時，公私領域也同時會面臨很大的界線挑戰。因為組織者透過參與社交網絡的連結，不只宣傳上會運用到組織者個人的人際網絡，要進行組織工作的同時，也必須加入工作對象的網路社群。當社群相關網站越深入生活，組織者希望利用社群網站，但是同時自身的人際網絡也將成為工作可以利用的一部分，公私界線的劃分/或妥協恐怕成為無法避免的趨勢。

另外，組織者進入某個組織或者是社群的文化/次文化，已經不再只是過往生活中或者是工作中的「融入」，而必須連帶的進入使用該社群的網路生活中。如果不能使用社群的網路生活，則訊息的傳遞將充滿了障礙。

我自己在與南倫敦華人工作的經驗中，就面臨必須加入QQ（類似MSN的通訊軟體），才能與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進行資訊的快速溝通。他們大多不會使用email，也沒有臉書或是其他通訊工具，最常使用的就是QQ，而他們在中國的人際網絡也都在上面，這是他們與朋友相互聯繫最重要的管道之一。

我的融入必須包括融入網路的文化，因此，即便我人在英國，但是因為QQ是中國的社群網站，他的一切資訊與應用都是適用中國政策，包括「城牆」也是。我無法在QQ上分享google的相簿，會被封鎖，我不能夠分享許多中國政府不允許的訊息，連結都會被拒絕。即便我人在英國，但是因為我所工作的社群依賴的依然是中國的網路，所以我們的規則便要照中國的來！

這是另外一種組織工作與網路文化所帶給我的衝擊，我們的牆是無形無有所國界的，它依著我們的人際網絡與網路文化而走，中國政府控制了國內大多數使用者的使用習慣之後，即便他們到了國外，即便他們的網路沒有任何限制，但是因為他們的人際網絡都還是依賴原有的社交網站，所以他們也不會發展出新的網路使用模式。

而一旦加入QQ之後，許多新的網路互動方式與禮節便接踵而來，雖然我還沒有辦法確認QQ對於組織工作的具體幫助，但是某種程度上，申請了一個QQ網路身份後，也象徵了我認同了這個網路社群，而且參與在其中。作為組織者，我不指必須認同社群的生活身份、文化身份，同時我也必須藉由申請了某一個社群網絡來連結上他們的網路身份。這有點像是台灣人邀請朋友來家中，坐下來，先喝了第一杯茶。不管你要做什麼或者聊什麼，先喝了茶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