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月工作報告

圖/文 黃芷嫻 Lola Chih-Hsien Huang

(一)移工活動紀事： CORDILLERA DAY 光榮鬥爭的歷史~為土地、生命及榮耀而鬥爭

Cordillera Day是紀念菲律賓原住民追求公平、正義社會的光榮歷史。1980年4月，菲律賓政府軍朝Bugnay, Tinglayan, Kalinga發動攻擊，主要目標在殺死反對獨裁政府及由世界銀行資助興建的Chico水壩的二位領導人：Ama Macliing Dulag 與Pedro Dungoc。Ama Macliing Dulag死於這次的軍事主義暗殺行動，但其為原住民人民權利及民族自決所流的鮮血，進一步加強了人民的團結，爭取土地、生命及榮耀的光榮歷史由此展開。4月3日，在「活出我們的光榮鬥爭歷史！爭取土地、生命及榮耀」的口號下，中環的渣打道舉辦了第31年的CORDILLERA DAY 活動。當天的渣打道被6個特色帳棚所包圍，每一個帳棚都代表不同地方的原住民特色與文化，他們在香港再現了當地盛產的食物與產品。一位菲律賓原住民向我展示一條不是皮製的「皮帶」：除了布織圖騰外，上面還綁了許多個貌似「貝」類的裝飾，整個重量應該有超過二公斤。她向我解釋，這是野生動物的骨頭所製，現在因為動物保護已經無法取得。

當活動正式開始，參與遊行及慶典的移工，身穿原住民傳統服飾在渣打道上展現他們的傳統音樂及舞蹈，吸引了不少本地人及外國觀光客的圍觀。來自澳門的菲律賓移工團體，藉由舞蹈呈現當地男性追求女性的傳統文化，一位年紀超過70歲的香港老先生，也跟著加入舞蹈。這是我在香港第一次看見有香港民眾--那些原本未有機會涉入移工議題，或甚至是不想關心、冷漠以對的多數大眾---投入移工活動的行列。當下，現場移工的歡呼聲四起，我和另一位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的夥伴(香港人，是MFMW的實習生)相視而笑，我們同時表示：「好感人，第一次有這種場面」。雖然我們很清楚，這樣的投入與參與，並無法讓人真正了解移民工議題或讓社會大眾少一點偏見與歧視(當然，老先生聽不懂英文)，但在香港，被一般民眾對移工的冷漠與敵視所包圍的我，竟然非常感動！

每一個表演，都揭示了菲律賓奮鬥的歷史及其現實處境，不只為了圍觀的本地人或外國觀光客對菲律賓多一點認識，也讓未被組織的菲律賓移工重新回顧這段被壓迫、爭取原住民權利的光榮歷史。許多戲劇呈現了外國投資者/公司如何在菲律賓開發礦產、榨取當地資源、破壞當地環境的歷史。

抗爭並沒有結束，如同歷史沒有完結。

在菲律賓，由於1995年通過了The Mining Act(Republic Act 7942)，及前總統Gloria Macapagal-Arroyo的National Minerals Policy，及Aquino有關礦業開採自由化、公辦民營的政府，都惡化了菲律賓無地老人的問題。2005年，允許開採的總面積為515,000公頃，2009年則上升到782,000公頃，到2010年上半年則一舉超過1,042,531公頃，這已經佔國家總面積的3%。在Cordillera地區，截至2011年1月，在Cordillera地區有215起的各種待決的採礦申請案，覆蓋120萬公頃(66％的土地總面積)。愈來愈多的跨國採礦公司企圖進入Cordillera地區。跨國公司高舉「協助發展」的旗幟，搶攻菲律賓豐富的礦業市場。然而，跨國採礦公司並無法兌現其對人民的的美好承諾，現實狀況是更多採礦區的菲律賓人民仍舊必須流離至海外謀求工作。即使是開採歷史已超過一世紀的本格特省，至今仍是菲律賓最窮的省份之一，當地因為沒有發展農業，人民必須到其他省份工作或成為海外移工。

雖然，自1977年開始，The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Act(Republic Act 8371)要求所有影響原住民祖傳領地的公共及私人方案都必須先保護該社區的自由，需事先知會並經過其同意。但實際上，一些政府機構，像是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digenous Peoples(NCIP)、Mines and Geosciences Board of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National Rescoures(MGB_DENR)等，至今仍然透過誤會、威脅、賄賂、暴力等方式操控社區，讓一切成為空談。對於身處異地的香港移工而言，CORDILLERA DAY的意義絕不僅止於嘉年華式的慶典，而是在艱難的鬥爭路上鞏固行列，繼續為所有身在母國的同胞及那些被迫流離至他鄉的移民工人的權利奮鬥。

在香港的CORDILLERA DAY，我腦中一直回想起小時候周圍大人的某些對話：「台灣人再這麼懶惰、不知努力工作，將來就跟菲律賓人一樣變得那麼窮，才會成為菲傭」。作為無知的受害者，往往很容易成為暴力的加害人。

(一)移民工作概述

在香港三個月，我持續透過各種抗議活動、課程(例如中文課與電腦課，及還在規劃的民眾劇場課程)，與相關民間團體及新移民會面。一方面撰寫婚姻移民的研究報告、生命故事，一方面也在思考如何進一步組織並培力當地新移民。這段日子以來，我發現某些香港特有的情境，限制並阻礙了組織新移民的工作。

一、複雜的政治關係

基於香港特殊的政治關係，透過修法而直接改善移民處境難上加難。一來，香港的政治體制中，立法會六十名議席，其中三十席經地方分區直選產生，其餘三十席為功能組別，據消息指出，2004年有11位的功能組別議員(已佔三分之一)非透過選舉選出，2008年亦有14位，功能組別代表了既得利益者的勢力，使任何弱勢議題的法令推動慢如牛車或胎死腹中。二來，與中國婚姻移民有關的部份政策(如，單程證制度)，卡在中國與香港政府之間，無人關心與聞問，新移民夾在中間而成為兩邊政府展現權力、相互卸責的政治受害者[1]，對於特殊境遇的新移民來說，處境更為艱難。在這樣的情境下，部份親中政黨或某些組織，利用中國婚姻移民想趁早拿到單程證的弱點---因為單程證的取得與家人團聚及工作許可綁在一起---加以威脅利誘，一方面禁止她們參與任何其他抗議活動及組織活動，一方面承諾以「走後門」的方式幫助「聽話」的新移民取得單程證。

二、缺乏資源

在香港，願意服務新移民的草根型的移民團體往往面臨沒有經費來源、缺乏志工的困境。與台灣不同，香港並沒有「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可以申請經費，也鮮少願意投入組織服務的香港本地青年志工。同時，各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由民間團體委辦或由社福署直接辦理，成為處理新移民問題的主要窗口。狀況有時是，新移民家庭的特殊個案被家庭服務中心有意無意的忽視，而未觀照到新移民在香港的特殊處境。因此，當我聽到遭受家暴的新移民前往家庭服務中心求助，得到「那是你家裡的是事，你自己解決！受不了的回就回大陸去」時，一點也不感到意外。此外，某組織的工作者亦告訴我，政府撥款成立家庭服務中心後，吸納了某些原本在民間團體服務新移民的社工，這些社工在「飯碗」的考量下從激進轉向保守，對於新移民的組織工作也造成不小的打擊。

三、APMM的限制

在APMM內部亦存在著組織新移民的困境，主要因素即為語言障礙。APMM工作夥伴並無法以廣東話或普通話與新移民溝通、接觸，而中國婚姻移民多數不諳英語，語言成為組織工作的首要障礙。這也是APMM希望我能協助的部份。目前的狀況是，一來，APMM無法觸及或處理新移民的個案，二來其對於新移民政策尚不熟悉，再者，其與多數當地新移民相關服務組織並沒有往來。不只新移民不認識APMM，多數新移民服務組織亦對APMM缺少認識。無法以個案服務的方式觸及新移民，增加與新移民建立信任基礎的難度，同時，也必須謹慎於其他新移民服務團體的觀感：是否認為我們搶奪他們服務的新移民。因此，我必須奔走於各民間團體與新移民之間，一方面獲得有關新移民的生命故事、移民處境等更詳細的資訊，一方面也必須保持與相關團體的聯繫或安排進一步會面，為未來APMM與之合作的可能性舖路。

四、新移民服務團體對新移民的客體化現象

APMM在新移民服務工作上受限於語言溝通及其與相關團體的疏離關係，但更讓我驚訝是香港某新移民服務團體，竟存在著以協助新移民之名義，實則行操弄、控制新移民的狀況。當我初來香港時即「聽過」該組織的大名：因為在香港與新移民相關的新聞報導中，該組織總是獲得媒體青睞，記者要不引用該組織所公佈的數據，要不在抗議行動中捕捉由該組織所動員的新移民的畫面。但據消息指出，該組織「要求」新移民在出席抗議、遊行、記者會等活動時，「不准」載口罩或遮住臉，並用撒狗血的方式---讓新移民在公開場合「淚流滿面」的說出自己的故事---確保能掌握所有記者的鎂光燈。更有甚者，利用新移民家庭經濟狀況不甚富裕的條件，「鼓勵」新移民出席這樣的場合並依出席次數記分，達到合格分數者即可獲得包包、衣服等獎品。不用多說，此舉無疑對新移民的主體性及組織工作造成沉重的打擊。

五、社會歧視與偏見

香港社會大眾普遍存在著對中國大陸來港人士的偏見。舉例而言，前陣子香港網路上出現了一首改編陳亦迅《愛情轉移》的MV《蝗蟲天下》，將新移民及中國大陸來港人士描寫為「過境蝗蟲」，將其污名化為沒有文化素養、霸佔社會資源、降低人口素質的元兇，更直指新移民為「蝗蟲」，她們在醫院產下「蟲卵」，而香港竟讓這些「蝗蟲」拿到公民身份。這次政府「人人派糖6000」的事件中，歧視性的排除中國新來港婦女，社會大眾再次拿此歌曲大作文章，指稱新移民沒有貢獻卻貪得無厭。好笑的是，反種族歧視條例卻在「中國新移民與香港人同屬同一個『種族』」而形同虛設。在如此壓迫性及歧視性的結構下，新移民更畏懼於社會大眾的眼光而選擇噤聲。

破除社會大眾對於新移民的偏見與歧視是條緩慢難行的道路。目前我在居留權大學替香港民眾上普通話課程，試圖透過課程讓香港民眾能多認識新移民議題，例如，我將與新移民有關的新聞報導做成課程講義並與大家討論，或是利用唱歌的方式(例如，分享《日久他鄉是故鄉》這首台灣新移民歌曲)傳達新移民的心聲。雖然我很清楚，同理與偏見的破除無法一蹴可及，也無法有立竿見影之效，但必須有開始才有改變的可能。

我在香港的日子很短，但新移民在香港要奮鬥的路還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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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詳見筆者有關中國婚姻移民的研究：《One Way Permit makes the China Marriage Migrants Chapfallen and Macerated Mothers》(請見上月工作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