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Report- 思索charity，charity背後的動機

June Report- 思索charity，charity背後的動機

By林慧珍

之一：哈巴踏查

        從橋頭駛進虎跳峽景區，翻過山頭進入最深處被景區遺忘的村落，卻素負哈巴雪山起攀點之盛名。行前與嚮導聯繫，他跟我們說缺什麼裝備這兒可以租。這樣的說法令我想像這個村庄或多少開發了有些出租登山用品的店，或許還有幾家客棧。然而在一望無際即將收割的麥田下，我們抵達嚮導家，沒有出租店，周圍盡是簡單樸拙的農家，幾隻狗無害地狂吠，牛和雞自由走動。嚮導順手拎了隻雞的脖子，瞬間成了傍晚桌上的土雞燉湯，為隔日上山之前吃上最好的一餐。

        挨近雪山的村落，總是得天獨厚地取用不竭的雪水，澆灌小麥和玉米田，核桃樹、小果野生自在地長，卻無法理解為何內地其他城市的人或國外登山客前仆後繼、千里迢迢的到這兒來爬他們的山。「你們覺得漂亮就好了，這山我天天看，看不出什麼。」嚮導回應我們對雪山美景的讚嘆。是的，挨進雪山的村落，有著奇怪的組成，穿著涼鞋爬山、拉著馬匹、揹著家用壓力鍋的嚮導，外來的登山客一副專業裝備，連墨鏡都比嚮導的貴上100倍（嚮導的只要三塊錢）；埋首田地和趕牛羊的農牧民一派灑脫地披著單薄的羊毛氈，默不作聲地打量路過的各種千姿百態、五顏六色的登山客們；一處挨近梅里雪山的村落，農人在房子底下燒糞，外國旅客在木房二樓看著雪山喝著咖啡。

        嚮導提及他當嚮導已二十多年了，頭一次當嚮導還是個年輕小伙子，人家找他帶路登雪山，自己便什麼裝備也沒有的帶人上去，一天十塊人民幣。登頂下來那天他得了雪盲，好幾天不見天日，以為自己瞎了。後面有的這些現在可以租人的登山裝備，其實都是來過的登山團體或協會贈送的，只要一拿到多的睡袋，他便發給其他協作，不然他們一般就是用蓋馬的氈子過夜用。嚮導彷彿將這些經驗當趣事侃侃而談，我心裡卻不時冒著沉甸甸的疑問。

為什麼總是這樣？一個以起攀聞名的村落，一個以挨近雪山美景具旅遊潛力的村落，當地的經濟情況、人民的文化發展卻遠不如與其知名度的上升成正比。一個當二十多年的嚮導，靠自己的土辦法與一些登山團體的裝備捐贈來提升雪山嚮導的知識與技術，來請他帶路的登山客恐怕專業知識比他多，裝備毫無疑問的先進。街上幾家零零落落過夜旅棧還有稀微消費的農家樂，粗糙地供應短暫停留的過客，都是往雪山上去的，挨近的村莊除了嚮導、協作和飼養馬匹的人家外，幾乎不太有旅遊商機。我想著這些來往過客，是僅視雪山美景而無視周遭村莊景況，亦或視了也將之當作自然的一部分（是啊，農村和雪山看似理所當然？！）？又或者感覺這地方需要小心適當的規劃發展或提高嚮導協作技術之類的人如我，也會在離開之後迅速被捲入日常工作中而分身乏術？

        

        我最不解的，其實是那些登山技術團體或企業團體，總是一大群人來做雪山入門訓練，對當地嚮導協作能在山上做不多的菜色要求做更多道菜，自己不能背負卻要求減少馬匹僱用。有一隊曾說，這路看起來這麼簡單，明天我就不請你了，結果他們隔天攻頂迷了路。一些團體會把一些登山和技術裝備就留給嚮導當作捐贈。我想著，這些登山技術團體有時候帶人上來雪山作技術訓練，為何不順便教這些嚮導和協作正確的攀登技術，或者和他們的土方法交流一下？給了嚮導一款橘亮亮的中背包，卻沒教他怎麼背，我瞧他很喜歡這外來貨似的老是挂在他背上晃來晃去的，卻是不正確的揹法。

不負責任的給予，我認為。然多少人以為自己的給予體現多少莫大的善心，同時這樣的善行也表面地激勵自己了。

        而癥結點卻在，嚮導認為自己真正的身份是農民，嚮導或協作都是農閒沒事做的時候兼的差。嚮導一次說過，他曾經到香格里拉縣城打工過兩個多月，回來後就不想做嚮導了，既是苦差又須為安全負責任。挨近這些雪山村落的嚮導與協作沒有相對良好的裝備與登山知識，也沒有因為這份工作獲得較好的收入與福利，僅僅是農閒時候賺外快的差事。當地嚮導的優勢在於，他們對整座山的把握成熟、路況熟悉，雪山就彷彿他家後院似的，隨處就挖了個水晶給我。一有緊急狀況，嚮導很容易調動得到當地村民的協助。曾經，當地發生過兩次山難，一次嚮導看見外來的軍警如何救援，卻是，上了四千三百公尺以上氣喘吁吁，有的因高山症而撤退。

        若能對當地的嚮導、協作給予除了裝備上的支持，也同時給予裝備使用的專業知識，外來的登山專業知識跟當地對山的掌握與習慣知識的交流，摸索出合適當地的雪山登山模式，並針對嚮導協作能力與行為上建立健全的評級、福利等規範制度，同時提供針對哈巴雪山路線規劃的支持與當地旅遊發展規劃，會是對雪山及當的哈巴村本身帶來正向的機會與較為健全的發展的。或許要做這些事耗費的力氣很大，即便登山專業團體也沒這麼多時間和氣力花在上頭。然起碼，登山專業團體不應該只覺得能捐贈東西已經很不錯了，同時帶給如何使用裝備的知識，並且將技術相互交流並不是做不到的，有時正恰恰是「給予」其背後的心態值得商榷。(待續）

 圖1: 駛進哈巴村，大雨過後，前面坍方，村民坐著等待村裡的人來接。

 圖2:純樸的哈巴村依附在哈巴雪山腳下，是納西、彝、漢、藏、普米的混居 地。

靠著取之不竭的雪水，農產量與經濟作物豐富，被禁止打獵後，生活還是過得去，算是臨近山村較富裕的村落。唯因位於虎跳峽景區深段的村落，經常遭景區公司以過路費壟斷，一般遊客不易進入哈巴村，哈巴村也因此到現在呈現未開發狀態。

圖3:嚮導與協作正用揹上來的壓力鍋燒材煮飯，照片裡可看到嚮導是穿著涼鞋走上來的，山區海拔3900M。

May Report-淺談中國滋根一校一村發展項目如何關注貧困

/林慧珍

引言一

        中國滋根2012春季刊甫出，專題為「關注貧困」，內容由滋根相關學者及項目工作人員從現象結構觀察與實務工作進行對「貧困」問題的探討與策略發展作專文介紹。

        專文提到的主要論點：在中國當前物質繁榮的大背景下，針對中國的貧困問題不單再由單一維度的人均收入標準來設立扶貧標準，反而許多貧困問題（相對匱乏）恰恰是由當前財富生產過程中製造出來的。因學致貧、因病致貧、環境致貧（因災致貧、工程影響致貧、移民致貧）等，背後影射的是政府政策與商業開發等在社會經濟急速變遷下貿然應對而無妥善配套的措施所造成，也反映相關教育、醫療等福利財政支出不足，其發展措施尚未覆蓋全面並合理運作。儘管中國政府自八零年代開始實施扶貧開發方式，進行多方位扶貧支持項目，特重補助農村產業開發。然由上而下的行政運作模式，與硬性追求單一物質數據指標降低貧困人口數的目標操作，往往造成利益操作的漏出，而未能真正有效落實到被定義的貧戶群體當中，甚而諸多在絕對貧困標準之外的群體（包含各項因素致貧、返貧），也未完全被納入數據之中。2000年以來，海外及民間公益團體引進參與式扶貧，力求以貧困人口為發展主體，走多元綜合發展道路。然實質賦權弱勢團體不易，多流於形式。

        另一專文由山西石樓項目工作人員以田家岔村為滋根發展一校一村村校共建項目的試點，來分享項目如何透過參與式扶貧方式進行與其效果評估。主要論點：談及滋根策略為「以學校為中心、以村寨為單位、支持基本需求」來進行村校綜合發展，遍及教育、衛生、文化、環境等各方面基本援助與村民的能力建設。田家岔村的選擇便是起因於此村因當局政策將面臨撤校、沒落的危機，而由滋根出面進行資助、項目設計與當地政府協商來解決。透過幾個項目如：學校家長會、校舍改善、危房改造、村庄秧歌隊支持、村、校、衛生室三方聯動的中醫義診，以及城鄉文化互動交流、當地農業培訓等，持續進行3-5年的村校共建長期發展項目，2008年試點至今逐漸為此村庄活化了新局面。相關專文於此刊亦有貴州雷山縣的一校一村項目介紹。

引言二

        五月即將農忙之際，我下到雲南項目地黎明鄉進行一期林下土雞養殖技術培訓的協助。中途有機會和鄉中心校領導一聊，談及「貧困」，我感到他話語中的矛盾。一則他感謝滋根能夠提供這樣的技術培訓機會，來支持他們西南貧困的少數民族山區發展產業；後來又提到「我們西南少數民族山區雖然貧困，可是我們不覺得自己貧困，我們民族樂天知命，我感覺我們這樣能生活在山中是很幸福的。」接著他的話時，我心中不免浮出疑問：那麼你們認知的貧困是怎麼來的？又是什麼意思？不覺得自己「貧困」的貧困又是什麼意思？

        最後我還是沒問。

        話鋒一轉，提及了旅遊公司在當地景區的投資開發。領導似有怨言。隸屬老君山國家公園的黎明景區涵蓋黎明黎光兩個村，也是雲南滋根具體實施項目的地點。國家公園顧名思義屬於政府（國家公園管理局層級上屬雲南省級地方政府），但將旅遊開發與管理這塊以合作開發的名義承包給麗江市旅遊投資公司來經營。目前黎明黎光村已有兩處景點棧道開發經營，紅石街上開了兩三家客棧經營（當地人也紛紛開客棧經營，雖然資本不如旅遊投資公司雄厚）。另外往黎光村路上兩旁的農田地幾乎讓旅遊投資公司以一畝地三萬塊徵收（只剩兩家拒不被徵）。

        這個鄉中心校領導，家就住在紅石街上，也新開了一家客棧。他有些憂慮地說，來這裡的遊客就是要看這些自然的山水和田園，把田弄掉蓋商店，那遊客還會來嗎？我問他，這些被徵地的農家以後怎麼辦，他說沒有人知道以後怎麼辦，這個公司徵了地，政府也沒對農民有配套措施，這個景區還是屬於國家規劃範圍的啊。他說你看紅石街上那超大收費昂貴的酒店，是我們以前單位的房子，政府免費送給旅遊投資公司了，而旅遊公司在這裡有對我們當地做些什麼貢獻嗎？沒有，什麼都沒有。不像你們滋根無償付出。

        我又問他，那你怎麼看這些來來往往的遊客呢？他樸素的回答也讓我心裡漾起樸素的好奇。他說有時候他覺得旅遊是件很奇怪的事，因為遊客來了，看到我們學校（學校就在景區門口）的學生娃娃穿得不好、吃得不好，就會後來捐給我們很多東西，雖然有些不太合適（如過小的鞋子），這些遊客還是很有愛心的。如果沒有旅遊，就不會有遊客，就不會給我們這麼多東西。

 圖一：黎明往黎光道路兩旁的地都被旅遊投資公司徵走了。

圖二：黎明完小學生吃中飯時候，通常就是打完飯，自行找地方蹲著吃飯。

在我來看，其實是相當自由的一種方式。

我的問題：

作為NGO工作者，如何理解與辨別「貧困」與釐清導致貧困的背後原因？並且如何協調各方對「貧困」的認知差異，以促進針對「貧困」問題的項目發展有效的策略運用？

        以滋根經驗來說，滋根首先設立的項目地便是國家級貧困縣，即是透過政府制定的絕對貧困標準來決定，因為滋根的最根本原則是支持最基本需要。然而落實在當地十多年，所謂對「需要」的理解也漸漸有了變化，從過去最單純針對家庭、個人支持的助學金到現在對於整個村、校的發展、甚至城市農民工社區這樣的發展概念。這不難理解，滋根在關注貧困問題上，各地的項目工作人員依在各地實際情況操作所得的反饋來理解，貧困不再單指是個人的或家庭的溫飽與基本生活改善問題，也是整個村的綜合發展狀態；而這又與現下社會急速變遷與政策、體制失當剝奪村的發展機會有關。例如滋根針對2001年政府開始推動撤點併校政策進行調研，2006年於河北青龍縣項目點資助大森店村大森店小學免於被撤併，以隔年招生方式留校於村來進行試點，2008年同樣的於山西石樓縣項目點支持田家岔、轉角小學免於撤點併校，並發展成完全小學。這些項目作為，除契合滋根重視村校共建，並以校為教育中心這樣的策略理念，同時也因應當時政策變化可能衍生問題而採取的預防性措施試點（為當時為避免一刀切政策對項目地學校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試點辦法）。再則如農村人口外流與進城務工所衍生農村方面相伴婦女、老人、小孩等結構畸形的社會問題，與城市方面新工人群體與流動兒童教育等問題，滋根的相應策略是透過地區性調研分析當地需求與困難，再針對性的以小型基礎設施建設與能力建設並進策略重點性地支持婦女、老人與兒童教育等群體對象，城市新工人及蟻族群體的社會排斥亦是如此支持。由此可知，滋根的目標工作對「貧困」問題的側重點，主要在於所謂定義「相對貧困」中群體生活與發展的機會權益與能力的相對匱乏。而此相對匱乏的背後因素，則多與社會經濟環境變遷與政策失當造成剝奪有關。

        然而當細究滋根在農村項目地的具體工作內容，會發現對「貧困」問題的側重點上，因為遵照當地群體的基本需求，也不能完全按回應政策問題來設計思考，因此定位變得不是那麼清楚了。亦即滋根在大方向上理應主要支持相對匱乏的群體所需的權益與能力問題，卻往往在落實層面上大部份照顧群體的基本貧困面，而支持其相關基本硬體建設與生活需求改善。

        以山西石樓田家岔村一校一村項目為例，為避免撤點併校後農村人口流失，而試圖以留校於村、建設學校的試點方式回應撤點併校政策（在中國無法用直接倡議政策的行動）。對此，以滋根立場，關鍵的需求因素若按原定位原則來說應是重點針對學校師資、課程資源做改善，提升學校素質而避免被撤風險。師資編制問題應與鄉中心校、縣教育局進行商議，另外進行教師與課程教學培訓。然現實情況不易按照原定位的重點來設計項目並執行，當滋根須貫徹「基本需求由當地提出」這樣的原則時，就會有彼此「需求」認知與定位不同的差異。校方立場除了缺老師問題，更重在學校危房改造、路面硬化、校舍暖氣、門窗改善等基礎建設的支持上，而這也與容易取得縣教育局支持相關（從學校外觀與成績要求等形式角度來看）。家長立場則是師資問題、學生安全及每天只有兩餐的問題。在多方立場協商之後，又在資金分配有限的情況下，項目形成的最後設計便往往以須照顧當地基礎建設的需求為先，所謂師資編制、教學資源問題與學生學習問題則必須放在後面來考量。又往往，在基礎設施完成後，表面上似乎不再那麼「貧困」的成績使捐資人降低捐資意願，在縣教育局的規劃裡也會減少補助與配合滋根的意願。這涉及各方對「貧困」的認知差異，同時連動欲解決「貧困」的策略與方法。

        在當地作項目的人，能否堅持目標定位，明辨「當地基本需求」是滿足生活基本需求的需要層次？還是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層次？並與當地進行滋根目標定位的說服，也同時在有限的資金分配下，斟酌滿足基本需求與支持發展策略並進。經歷項目操作當中，關於策略性問題我疑惑的是，是不是要先投入基本支持，才能談發展？是不是一切都要從形式建設開始，才能有實質賦權的可能？在這裡不能做議題直接相關的組織工作，是不是就得先以試點建設方式先滿足群體基本需求再行組織與能力建設？

        回頭思索黎明鄉中心校領導那句話， 「我們西南少數民族山區雖然貧困，可是我們不覺得自己貧困」，這提醒了我包含當地、公部門、甚至多數捐資者是如何看待「貧困」這個字眼，而作為被服務對象的群體也往往在這受捐助的過程當中吸收了大家所謂「貧困」的意 思與眼光。這裡所謂的「貧困」普遍的直接意思多指為物資匱乏、生活條件差，甚而危及個人生命狀態與社會發展。從「可是我們不覺得自己貧困」這句話，我卻理解到這裡的「貧困」多加了從物質、生活條件低落的標準定義延伸到對一個群體本身，形成的一種落後的刻板印象。那麼鄉中心校領導這個話同時也是對自己說的，我們從來不認為我們這樣一個民族所擁有的文化與豐富精神最終是被稱之為貧困的。同樣的，對我自己來說，我也從不認為他們哪裡貧困了。黎明小學生能將衣服玩得髒兮兮的還能繼續穿有何不可？外面的遊客看了，立即捐衣服捐鞋子。為什麼不是關注他們的衛生觀念缺乏，常穿不洗容易感染皮膚病？同樣的，當滋根於今年收到民政部撥下來的民間團體補助款項八十萬人民幣，但規定只能作採購用途。明顯表現一是方便行政財務報銷，另一是對所謂的扶貧的認知表面上說開發，但實際都只能以物品捐贈的方式。曾經在某個村調查，扶貧辦捐農家書給村委裡頭出現《戲劇賞析》、《中國古典文學》就是個例子。這是因為「給與」而突出了「貧困」，而且是相對的表面貧困。

        問及鄉中心校領導從他從事教育身份來看認為對當地最需要的是什麼？如果能向滋根申請項目的話。他說他想編有關他們栗僳族傳統文化的校本教材，讓小學生有機會學習他們的傳統文化。他說感到他們的文化慢慢要消逝了，那才叫「貧窮」，如同他憂慮旅遊投資公司進駐一般。

        可惜並不是很多地方的村委、中心校領導或學校能清楚當地真正的問題，直指問題造成可能的貧困。他們可能直接要求村衛生室的建設、農戶太陽能、沼氣池、農村產業開發；學校的食堂、廁所、宿舍改善；貧困戶希望滋根資助他們上不起學的孩子等等。其實他們說的問題也是問題，而且是基本生活需求改善問題。依當地村委或中心校領導會有這樣一般的問題意識又分兩個層面來看，一是地方上對貧困的普遍認知就是「看得到的、具體生活使用不便的物質匱乏」，另一是以這些村幹部立場來說，在政府資源分配與投入的前提下，這些基礎建設一直都是他們該負的責任，也是對上級展現政績的方式。因就利益與位置來說，他們更樂意非政府組織能跟當地政府合作投向基礎建設這樣無爭議的資助，以彌補縣地方財政不足而無法進行的這些建設。（縣鄉鎮地方財政不足又牽扯另一層層剝削的官僚制度問題）

        說實在，滋根的一校一村項目群無可避免的要顧及這方面的「基本需求」，卻又要盡量去發展滋根理念的以可持續發展來關注自身定位的「貧困需求」，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2010年才有的一校一村項目綜合發展策略概念到今也僅止滿足當地的基本需要，如前專文所說，滿足形式，尚未達到實質賦權。而對這樣的綜合發展策略現在評斷亦太早，基本規劃時限是3-5年的時間，須長期發展才顯見其評估效果。儘管如此，滋根項目工作人員內部亦時常有爭論，面對選定的一校一村發展項目所投入的大筆資金，同時又產生是否應該將資金分配到更多更基本需要更貧困的地方的掙扎。這說明，滋根內部並未對實質貧困意義有清楚而一致的共識，同樣在發展策略上也未有一致的定位，甚至邊推動便質疑此項目群的可複製性、有多少程度花大筆錢在補地方政府的建設不足，同樣有多少程度政府願意購買滋根推出的項目模型。

或許有一種解答：

所謂的「參與式扶貧」，透過基礎設施建設，從中達到民眾參與和能力建設，以及公部門的配合。

        曾經到山西石樓項目地參訪，在面對我諸多疑問下，工作人員解釋了他的操作想法。他認為雖然所資助的這些都是小型基礎建設或者小型文化活動，但可以從進行這些建設與活動中試圖納入村民、受助群體對象的參與，同樣能達到提高參與感、能力建設的效果。因為現實是，你很難口頭說服村民自己不只僅僅著眼于物質方面的匱乏，更多是發展機會的貧困。這麼說，村民很難理解。跟政府溝通也是一樣的。然而我們能做什麼，便是滿足他們的需求，但在當中滲透滋根的理念（以人為中心，可持續性發展），並透過操作方式讓村民能透過一事一議、投工投勞的方式參與到建設當中來，凝聚村民的團結感與向心力。同時也要把政府拉進來，跟他們談判籌碼。因為這些事這些需求理應是縣政府應負責、應滿足當地的，我們這些組織只不過在盡量幫忙協調與執行，那麼在滋根投入資金不足的情況下，政府是否該提出相關資金配套？而這其實也是在作政績。因此，常會看到無論辦什麼文化活動或技術培訓，縣政府或教育局的人會來講講話，也會在事前談判好配套資金。

        提高參與意識，試圖讓當地村民更清楚村子面臨的關鍵性問題是什麼，真正「貧困」的地方在哪裡？從而圍繞問題、透過參與方式提高問題解決意識與能力，這是個漫長的過程。更多時候，問題只是引子，重點在如何解決的過程。因此以滋根這樣做小事來提升當地參與感反而是相較容易一步步達到增進群體發展機會與能力的目標。雖然目前層次還十分形式，但從中參與我也感到一點一滴的變化，甚至有時覺得就是這些形式容易滿足當前人對完滿解決貧困問題的想像。我想在符合中國國情的情況下，這點仍是相當重要的吧。

 圖三：五月初在雲南玉龍縣石頭鄉舉辦鄉村種子教師三層培訓

（指由當地受訓過一二期的種子教師來培訓石頭鄉片區中學與各個完小的老師）

圖展示為：透過角色扮演方式帶入主題或問題。

 圖四：我被邀請以台灣經驗介紹學校如何與村庄互動的模式。

 圖五：參與式方法其中一種：大白紙。

透過小組針對問題的討論，以大白紙的方式呈現，跟大家說明。

 圖六：不同於縣政府舉辦教師培訓的模式，滋根RTT（Rural Teacher Training)主要透過參與式方法和理念來培訓鄉村教師關於師生關係、教學觀念、環境、民族文化、性別等觀念議題。

我在當中代表雲南滋根發言，並負責攝像記錄。

 圖七：五月中在雲南玉龍縣黎明鄉黎光村舉辦臨夏土雞養殖培訓。為不免俗還是必須做個大紅布條供攝像記錄用。但為省錢，我們用紅紙作底，請當地鄉中心校領導幫忙用白色粉筆寫字。（其實他們是自發自願地就來做了，很感動他們的積極性與實幹性）

 圖八：黎明鄉政府副鄉長在眾學員面前，站上桌子幫忙把紅紙貼上。

（作為官方代表，他絲毫不擺任何架子，與雲南滋根合作相當融洽、實在。

全中國的官員如果都像這幾個人這樣就好了。）

圖九：黎光村村主任，也是黎光能源創收協會會長

以傈僳話混合方言談養土雞須注意管理與施打疫苗的地方。

（這是由當地骨幹培訓當地村民，相較以前從外面請來養殖專家來培訓的效果更好，

至少村民聽得懂，養雞的情況更符合實際。）

April report-一個家庭兩百塊人民幣助學金意味著什麼？

By林慧珍

圖一：學生簽字也幫家長簽字。

助學金，原來不單單只是把錢給家長。

我們跑遍大山裡的每個學校，開家長會。

跟家長討論區區這筆小錢該怎麼用，能真正用在孩子們的身上。

儘管方言，方言還必須翻譯成傈僳話，

說明這筆錢不拿去買煙買酒，

而是給孩子多買件床單或衣服，可以讓學生在學校替換著用，不至於整間宿舍臭烘烘。

低年級學生很用力地幫自己家長寫名字，

如此，家長得以按下手印，拿到這筆錢。

我心裡說不出什麼，

至少，看到一點希望。

圖二：不識字的家長蓋手印領錢。

        驅車深入大山裡的小學。從麗江到石鼓鎮、到黎明鄉中心、蜿蜒老君山上游美樂河兩岸千岩萬壑縱谷深處的村落，不通油路，美樂小學校長的越野車，顛顛晃晃地攀上山坡邊的小學，灰撲撲的小學生們跑到坡邊上來好奇張望外來的人如我們，恭敬的說聲老師好。

        算算到這裡將近八個小時的車路，我們坐在教師食堂的火塘邊烤火，山裡的寒氣呵著灰矇矇的天氣，只能坐著等待，等待需要走上四五個小時山路的家長們下來會合。何時集會只能是個大約，助學金發放加上家長會在這裡彷彿是件大事，足以耗上一天半天的時間。

圖三：助學金發放在學校算是件大事，大人小孩都來圍觀。

        黎明鄉中心校領導陪著我們討論家長會開會內容，觸及農村裡正在發生的多項問題。例如落戶；許多學生的父母未到法定年齡結婚生子，因此無法幫孩子報戶口，有的甚至不在意，造成許多孩子無法接受義務教育，或者有的實際年齡與學齡不符。例如衛生；學生住在學校只有一身衣服一床被套，衣服一個禮拜回家換洗一次，被套則是整學期沒換，到了夏天，彼此傳染皮膚病。例如一直以來的抽煙、喝酒問題；例如從來不太清楚的家庭經濟管理觀念，有了錢容易花，錢卻不容易找。我們琢磨該如何進行，如何以最簡單共同參與的方式和家長對話這些問題。

        「資助」可以有很多方式，可以直接將錢打到學校帳上轉發，或者直接發放物資，還是帶著教育意義的意圖親自對話？一點點的心思和一點點的費力，也許像是播下一些小小的種子，會在某些地方微微發芽。

        在台灣，曾經也是各式各樣獎學金的受助者，深刻理解沒有這些錢我無法輕易讀到現在。可從未真正明白這些錢背後承載多大的意義；它僅僅不過化為數字，在我應繳的學費表格裡少掉幾千幾百塊。根本就不清楚這些錢從哪裡來，以為是成績表現好的獎勵。然而作為滋根的傳統，散播好幾個省無數個村寨的助學金項目，一個一開始我不以為然的簡單項目，等到跟著滋根跑了一年半，走訪許許多多家庭，才知助學金原來可以做得那麼用力那麼深。

助學金背後- 「助學」的意義

        走了二十多年的助學金支持，滋根從最初支持女童上學的助學意義隨著社會環境變遷而有所改變。最初的助學支持承載了意圖改變在鄉村裡的女孩沒有權利上學的觀念；而現在當男生女生都能上學的時候，助學金承載更多因貧困或家庭困難（包括孤兒、單親）而失學的學生的支持意義。同時，「貧困」的概念本身一直隨當前社會經濟快速變化而變化，因所謂「貧困」而失學的學生類型也變得多樣。項目工作人員不得不對「貧困」定義重新思索，對「失學」原因細究，同時思考助學金的項目設計內容：給這樣區區一點小錢能給一個家庭起到多大作用，抑或這個錢背後究竟能承載哪些企圖改善或教育的內容意義？

        當我們發放黎明中學助學金的時候，挨著名單一個一個問，才發現九十名受助學生已有七名不讀，整個學校四百多名學生，在這學期中以前已有五十多名學生輟學，大山深處出來的學生輟學率更高。失學原因遠比小學生複雜得多，不再單純只是父母付不出生活費讓小孩唸書，或者因雙親四處打工、單親疏於照顧而就學流離。初中學校管理與教學是一方面的問題，更多是長大的少年接近工商業生產線的鏈帶，在城鄉差距的推拉之下，書沒念完就被吸附到附近城市打工，更遠的到達深圳、廣州（有工廠直接到村裡來招人的）。「貧困」於此是完全另外一層意涵，和城市水平相比，農村裡部分父母基本鼓勵孩子外出打工。

        跟學校教育相比，談及家庭教育，和父母對話顯得困難。

        家長們陸陸續續地走進學校開會，有的父母不在爺奶來了，有的拿著酒瓶，有的手上的菸未曾停過，黝黑的皮膚縫隙隱約有股山裡的濃濃土味以及汗酸。深深體認一種真實的差異就在我的面前；如果農村家庭的實際境況就是如此，他們渴望自己的孩子走向城市，明顯的外出務工要比讀書快速得到實際效益；如果學生在學校裡的學習讓他們看不見未來，或者對於學習成就失去信心，種種這些，那麼助學金的作用意義能承載什麼？我們能就這筆錢說出教育是唯一能夠改變貧困的命運這樣的話來要求家長重視教育嗎？

        可顯然地，我們深信教育能使人脫貧，而所謂的「貧」不光是缺乏金錢或生活物資，或缺一棟樓一輛車，而是缺乏知識與技能，缺乏理解這個社會的視野、缺乏懂得如何就現有資源在社會上立足讓自己過得更好。試圖，我們從對「貧困」意義與教育的關係闡釋裡開啟對話：我們這一輩務農的人或許沒再多機會接受教育，也許一輩子就這樣生活了，但學生娃娃不同，他們有機會比我們接受更好的教育，能識字學英文，拿到好看的文憑更有機會到社會上去闖蕩，你們讓他們讀書，他們的命運也許就此一生改變了。你讓他們出外打工也只是一輩子做個打工人，就像你們一輩子務農一樣，或許錢掙得多一些，能給家裡蓋樓房，但身份有因此更被敬重嗎？生活有過得比較好嗎？還是待在工廠嚴苛剝削勞力、住房條件極差的環境下努力掙錢呢？

        怎麼樣才是「不貧困」？為什麼教育跟「脫貧」有關？我們需要好好想想。

助學金作為一個對話的引子-家長、學校以及鄉村發展

       「我們就是因為心情不好才抽煙喝酒，因為沒什麼收入，家裡又那麼多事，生活苦悶，只好抽煙喝酒，可以讓心情好一點啊！」、「我們家是幾乎連菸酒都買不起。」、「我抽煙那麼多年了，這種習慣是不可能改掉了。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習慣，我們這一輩就是這樣活過來的，我們沒機會受好的教育，也沒機會賺什麼大錢，就只是個農民身份。學生娃娃有的是機會，他們現在命好，有機會受好的教育，學校老師要好好地教，讓他們養成好習慣，我們父母做不來的，就要學校老師多費心，從他們這一代改變起。」

         最後說這段話的大哥說得十分激動，他一天抽掉兩包菸，我聽了他的話也十分激動，在家長會上討論菸酒問題與家庭經濟管理的時候。「每天一瓶啤酒一包菸，一年累積下來連一年種包谷的收入都不夠花。」雲南地區項目主任在會上如是算給這些農民聽。我心裡激動的是，相對農民收入這些累積下來花費如此巨大的每天一瓶啤酒一包菸，竟是著著實實連結農村人深層的現實境況，你說，要怎麼在這已成的習慣慰藉裡一天省下兩根菸、兩個禮拜省下半包菸？

圖四：中間這位一天抽兩包煙的大哥發言。

圖五：滋根雲南項目主任談家庭經濟管理與菸酒問題。

        這幾位家長的話語裡頭強烈吐露一種宿命感，像是守著没幾畝地的包谷田，頓時讓我想起父親一輩他們對自己的生活命運有著堅定的宿命觀，生來決定作黑手這一行便是認認份份，任何奢侈的事都不覺得歸他們的份，把孩子好好養大成人有個好成就好歸宿便什麼都好了。自我懂事以來，父親便是一直蹲在摩托車前操弄他的工具，車子一直換，他的姿勢不變二十多年。我有時想著，該如何去理解上一輩的時代命運在他們身上刻劃的痕跡，我似乎不能簡單地拿著我們這一輩的理想去撼動上一輩人既定的價值觀。

        然而必須，教育是世代交替的事。

        

        回應了這位大哥，學生娃娃自出生以來相處最深的就是他們的父母了，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在影響著孩子，這是學校教育替代不了的。為了孩子，父母有責任、也應有意識去改變來自己身上一些影響孩子的不良習慣，將孩子交給學校老師不完全是負責任的行為，也低估了身為家長家庭教育的能力與影響力。實際是，在場不知道有多少家長能否真的理解，我們之間不單是隔了方言與傈僳話的差異，即便是翻譯過後，或許還有層文化與觀念差異的隔膜。農村裡其實有些父母看來還比我年紀小，卻隱隱透露像台灣我父那輩的影子，是什麼樣的社會環境與觀念限縮了相信自己有能力發展的餘地？

        透過助學金作為和家長們對話的引子，我們得以觸及助學、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除此之外，用很簡單的算帳方式和家長們談家庭經濟管理的重要性，除了開源也要節流。每有一點對話空間，教育就在裡頭慢慢滲透了，如涓涓細流，或許有那麼點滴的改變。一瓶啤酒一包菸蒂固地連結農村家長的生活處境，那麼對一瓶啤酒一包菸的教育就必須聯繫能真正改善生活的鄉村發展。我們談及了這個大山裡組建中草藥種植合作社項目的可能性，如何就當前幾家已在種植農戶組織合作，就剛起步的或有興趣的農戶給予培訓支持，透過合作產銷，避免中間商收購的利潤賺取，將利潤真正回歸種植的農民身上。我們也談及了如何以天然方式在山坡邊進行林下土雞養殖相關的培訓，養出健康土雞的口碑，而非以不良的飼養方式低價競爭。親子教育僅是一環，連動的是一個村裡的社區教育發展，也是擴及鄉里之間的經濟鏈結。一談到生計，除了農民，包括鄉中心校領導也一股腦兒地吐出一大堆想法，該怎麼做，一步一步有了清晰的輪廓。能成功產銷是個願景，組建合作社的整個過程卻處處充滿學習的環節，和農民的技能與協作能力共生，背後支持的不單是謀利的想法，而是理念：合作、協作換工、認真對待環境以及種植的作物、學習如何以更經濟的概念經營與銷售，並利益共享。

        一旦有機會啟動，將是一條漫長的學習道路，教育與發展平行如春天吐露的花瓣在農村小道上緩慢而如實地鋪開。

圖六：家長會：鄉中心校領導協助翻譯成傈僳話。

圖七：有的家長一領到助學金， 趕緊向學校繳交欠費的錢。

March Report- 有時，問題不是我們所理解的問題

/林慧珍

「我跟爺爺奶奶住，爸爸住在另外一個家裡。」生硬的普通話來自一個小學六年級的女生，天真的臉龐無任何不自然的表情。另一位女孩也說了自己同樣的情況，又一個也是。彷彿父母離異、各自成家、小孩與爺奶住一塊兒在這裡十分常見？三月桃花開吐枝芽，春天卻止於日正當中的暖意；我在黎明鄉大部份是傈僳族世居的區域走訪了所有的學校，清晨的陽光落不進大山裡，羽絨夾克裹著哆嗦的筆桿與內心，在一群隨機抽取訪問的孩子面前，聆聽每四個就有兩個孩子父母離異的現實，旁邊煟著的火塘呼呼燒著。

圖一：訪問的其中四位傈僳族女學生

中國內地多數農村因為當前的出外務工潮而影響原本農村裡的勞動力結構、經濟產業結構外，也影響農村性別、家庭結構與教育功能本身。據期刊研究（石人柄:2006) 九零年代農村離婚率攀升與外出務工潮呈正相關；平行地，農村婦女人口外流也與女性打工、工作經濟等觀念轉變相關。特別是西南地區自然條件差的山區少數民族的幾個民族區域有更高比例的父母離異情況以及婦女外流比例。經走訪學校調查，雲南滋根所在項目地黎明鄉傈僳族區域，傈僳族人數比例高的學校，單親家庭的比例甚高。當我問起學校關於留守兒童的問題時，不少學校老師回答，如果你指的是父母在外打工留孩子在家裡的這種情況少，但如果是父母離異又各自再婚而把孩子留給爺爺奶奶的這種情況多。

走近一點，看多一點，才知道在留守兒童這樣問題的大帽子下，成分複雜，理由各自不同；在雲南山區這裡，或許出外務工不是絕對主因，但山區不再如以往封閉，所形成的開放缺口可能相當程度具催化作用。這令我十分好奇，難道少數民族擁有的單親家庭比例真的比較高？又為何？過去台灣的偏鄉問題也有這種說法，原住民酗酒、離婚比例高（或許仍適用於現在？）。原因聽說除了原住民本身婚姻責任、金錢使用觀念薄弱以外，再則便是由於城鄉差距而處於相對貧困、文化不利的弱勢結構，種種因為經濟因素與強勢文化介入所導致原住民族群於固有家庭、社會階層文化信仰的分裂，「離異」之說為此而來。這裡，學校老師（多為漢族、納西族，也有傈僳族）對傈僳族單親家庭比例高也有自己的評說。他們說傈僳族的婚姻觀念薄弱，很多人有了家庭，不去領結婚證。或許沒有法律觀念所謂的「結婚」，當他們和另一半分開，也就無所謂的「離婚」。他們說傈僳族很多離了再結結了再離犯了重婚罪都不曉得；他們也調侃傈僳族的男女關係開放，例如男人在把酒言歡之下可以將妻子互換使用等等。大家對這樣一個邊緣民族的評說，彷彿將所謂的「單親家庭」或「離異」之說歸納為傈僳族婚姻觀念淡薄特性之因；同樣的也對傈僳族窮困之說多數歸因於其金錢使用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民族特性。我對這些說法持保留態度。雖說並非瞭解傈僳族文化，但就一些民族學家對此民族的研究文章看來，長久世居於此的傈僳族有其傳統俗成的婚戀文化、風俗信仰，並在十九末二十世紀初融合了外來的基督教信仰，在恪守固有的社會階層習俗下形成對原有文化、信仰儀式等特殊的解釋與觀念。對於婚戀、對於金錢觀念在他們有自己的文化理解前提下，不應在碰觸外來文化、經濟生產方式或被納入現行一套的行政法律體系時所產生的問題時，而被視為一種負面的因素，自身的文化反而成為貶抑的意涵。什麼叫「單親家庭」？這其實也是現行制度「一夫一妻制」產生破綻時所衍生的一種家庭模式，在這樣的體制下，其家庭教育模式往往與失缺父母一方的孩子心理、社會行為問題相關。如果傈僳族沒有太明確的婚姻觀念，或有其自身文化理解的家庭觀念，為何要將在我們法制社會哩定義的「單親家庭」這樣的模式與可能的社會問題想像強加比附在他們的文化情況，甚至標籤呢？

那幾個傈僳族女孩說得坦然，「我們跟爺奶住，爸爸媽媽各自在他們自己家裡住」。聽起來彷彿村子附近所有的人都是這樣的，她們一說起來也似乎見怪不怪的。當初我為她們的坦然感到驚訝，現在我為我的驚訝感到驚訝。至少，在做任何評斷之前，我們是不是該放下自己環境慣有道德觀念與文化習俗成見，先去理解這樣的父母分合並與孩子的分居現象在他們構成的文化意義中理解為何，親子之間的關係及心理狀態實際為何，再來檢視我們所認為的「單親家庭影響的社會行為偏差與社會問題」的成分在他們的文化框架中如何被解釋，又其中被安插了多少社會性經濟性或強勢文化介入等結構因素影響，而非單純的民族特性所造成的。我驚訝自己太快的以自己慣有的社會思想觀念評斷他人文化行為的正確性。如此也提醒了我，在ＮＧＯ社會工作中最常用將問題標的，再將標的的問題解決這樣的模式下，應將問題認清並辯證是不是問題以作為前提，才不會造成問題的錯誤標簽以及解決問題的片面性。

然而面對大山裡少數民族村寨的不斷加速開放，包括通油路、通旅遊、通出外務工、通婦女外嫁，原先既有的族群社會階層文化、經濟財產制度、婚戀習俗與養育觀念，從慢速變遷轉為快速的改變，特殊文化意涵與固有的文化制度實際正曲解與流失，其複雜程度莫思能及，相應的調查報告與研究卻不多。

雲南麗江和四川鹽源交界的瀘沽湖摩梭族因其母系社會與走婚制度素負盛名，如今因旅遊開發與有關當局介入，外地人帶來摩梭特色的溫州貨一家家店的開，不會生意的本地人往湖的後邊擴張養豬種菜，整個湖邊成了為旅遊服務的景區，包括湖上生活使用的木舟、篝火晚會變相服務遊客，失卻日常習俗使用習慣。走婚制度本身行之已久的婚戀開放與雙方情感儀規亦為部分外來遊客以法制社會的規範思維以「一夜情」比附「走婚」，曲解原有的文化意涵。「走婚」意涵已被曲解濫用，甚而成為湖邊鄰近漢族區域打趣之說，如結婚之後還可以走婚，顯見附近漢族亦對摩梭族缺乏認識又曲解的看待；走婚又何來結婚？我很好奇摩梭族自己如何看待被大眾誤會的文化。

走過當地所謂男女約會的走婚橋，橋後邊的路通往四川瀘沽湖鎮，適逢週末，鎮上的瀘沽湖小學和中學放學，一批批學生飛奔地越過走婚橋。橋邊路一段一段卻有不少年紀約五、六歲的小孩向遊客賣起乾果，走婚橋是來一探摩梭文化的遊客必經之行程......。

圖二：走婚橋路邊向遊客賣乾果的摩梭族初一學生

圖三：走婚橋路邊向遊客賣乾果的五歲小孩

圖四：摩梭族人家：女人當家。

參考資料：
1.石柄人，華中科技大學人口所，〈青年人口遷出對農村婚姻的影響〉，《人口學刊》No.1, 2006
2.傅金芝，副教授，云南師大教科所〈雲南省農村四種少數民族家庭的分析與對策研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No.2, 1998, P89-96
3.王佳佳，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硕士研究生；张河川，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云南少数民族离异单亲家庭青少年教育的问题分析〉，2010，http://www.lunwenshop.com/anli/zhanlueguanli/201004/3037.html
4.董皓，于強，雲南大學法學院，〈少數民族農村婦女外流現象的實證研究〉，《貴州民族研究》No.1, 2003，http://www.blawgdog.com/douzilaw/fxpl/fxpl054.htm
5.楊築慧，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西南少數民族婦女外流引發的婚俗變遷〉，2011, 中國民俗文化網http://www.zgwhw.com/news/msyj/1088194451DFGD3181A9GC5E111FCC.htm

從城市流動兒童到農村留守兒童，我們回不來，你們出不去。

By 林慧珍

阿旺今年下半就要升初三，但他說不想讀了。

去年春還在北京滋根駐點的農民工社區-西三旗活動中心的時候，阿旺是經常來閒晃的孩子，跟工作人員的關係很好，是我們這一區流動人口的情報中心，他熟悉學校的人和附近社會上的人。然十六歲的他，總是空著書包來去學校、家裡和網吧，像個幽靈，老覺他眼睛空洞，不知所目。他跟我說，學習不好，沒意思，不想讀了。他說他想去打工，起碼有錢賺，可以買一直想買的電腦。但是他也知道，初中沒畢業的人就像附近混社會的，能做什麼？收廢品還是幹苦力？他父親有段時間找不到零工打了，他也好一段時間沒零花，那一陣子。想回老家嗎？想的。起碼在那邊上學有伴不無聊，他想念老鄉的玩伴，就在西安農村那。
暌違五年，去年冬，終於回了一次。老鄉大不同，跟玩伴頓時也說不了什麼。聽了父親的話，還是回去北京待那充滿煤灰味的西三旗，在那附近混個技校，拿個憑再說。

像他那樣的孩子，在西三旗網吧附近流連的不少。小學時候還學得勤，上了初中後，或許這個民工社區顯得小了，缺乏教育資源的打工子弟學校以及工作不穩定的父母影響了這群青少年對現實感到無聊、對未來感到彷徨。而老家，初中沒回去讀，於現實意義上，似乎是個不太能回去久待的地方了，畢竟脫離農村太久，於是繼續成為打工第二代......。

這些所謂跟著父母從農村出來打工的城市流動兒童，同樣是整個城市化進程的縮影，卻往往在關注農民工權益、討薪問題等呼聲下掩沒，可一樣，回不了農村，又融不進城市（戶口和歧視問題），越來越多的未成年打工，多數成人竟旁若無視，直到更多社會問題如幫派鬥毆事件出現，才引起關注。

同樣的，不少到城市打拼的父母或一方，是將孩子留在農村給爺奶或親戚養的。這些一年或多年見不到父母幾次面的兒童，在農村成長與學習上出現問題，也因此有了稱號：留守兒童。2012年央視春暖節目特殊家長會，便是拉上了待在村裡留守的娃娃和奶奶，於會場和多年不見在外打工的父母相認。姑且不論節目本身情感煽動性多強，然有些娃娃畢竟認不得父母親的面孔了，感覺還是挺殘酷的事實。節目最後主要目的是響應慈善募捐，得以捐資鄉村建立幼兒園，以社會、第二監護人、幼兒園來取代背井離鄉的父母職能。當建設幼兒園不是基於普及義務教育的精神，卻是為了取代家庭功能而建立的，我不知道該不該為鄉村幼兒園的成立感到開心。

雲南玉龍縣黎明鄉，我目前工作所在的滋根項目點，大山裡的好幾個孩子，父母均不在家，過早地被迫學會自我打理，有的還出現逆向監護，即照顧爺奶。可是這些孩子學習多半不好，個性更顯為孤僻。有的父母幾年沒回來，連個音信和錢都沒著落，我想孩子不難以為自己被遺棄。所在好幾個少數民族地區，婚姻觀念甚弱，有的一出去打工便跟別人成家了，變成爺奶在照顧的孩子，如何想他的父親母親？再則，玉龍縣黎明鄉境內的村校全部被撤併成六個完全小學（學前班＋1-6年級，四個寄宿制學校），好幾個村庄失去了擁有學校所在的精神文化與教育功能。最遠村的小孩得走四個小時的路才能到中心校，有些留守兒童不是寄宿，便是不讀了。寄宿制也是某種程度為了補償家庭教育的失能，而輟學的孩子有的則寧願在家跟著爺奶種地，無人管的就到縣城裡去打工賺錢，在村裡閒晃鬧事的也有。

一個就像城市貧民窟或移民社區會有的問題少年情節， 一個就像孩子被遺留在各處偏遠鄉村或山區角落莫名的晃蕩。這兩種劇情落在中國，起因於城鄉二元結構與價值觀難以突破的前提下城市化的進程速度過快，農村勞動力過度流動大城市，而真正能達到農業勞動力產業轉移與移轉非農身份佔少數，造成大城市與鄉鎮與農村規模發展畸形不均。而由上到下的政體制度與指導政策，往往缺乏中央到地方的配套措施與監督機制，導致地方為圖行政方便或地方競爭而誇大應付上級，甚或圖財政之利而往往一刀切施作，如近十年的教育方面的撤點併校政策、經濟民生方面的城鄉土地雙置換政策、農村新民居建設政策等等。或許城市化與各級產業勞動力結構移轉在整個中國經濟發展與現代化過程中是個必然的過渡，然這陣痛中本為補償城市化帶來的代價所進行的政策，卻往往欠缺反覆辯證與確實試點而進行大刀闊斧的操作，反而分崩離析了一個農村該有的社會結構、家庭與文化教育功能，真是越補越大洞。

無論流動與留守兒童，皆是城鄉結構畸形發展與不當政策下的間接受害者，然背後反映的似是農村人逐漸對農村的摒棄。

看著農村小孩，我想起過去在台灣偏鄉教育的學生，隔代教養與單親家庭不少，原住民學生問題居多。當時常常必須去網咖或透過同儕找回不來學校上課的學生，或者去家訪時往往只有醉酒的叔叔或爺爺在家。那麼孩子為何要待在家，為何要準時上學，如果遇上比這個好玩的朋友時？離家、輟學時有所聞。然而台灣小，交通相對發達，城鄉發展相較大陸差距較小。一般上台北或高雄、或附近城鎮打零工的花東原住民，至少兩三個禮拜都能回家一次。鄉村社會及家庭結構似乎不至分崩離析如此嚴重。

反觀中國，曾經駐點的河北青龍縣農村，越是靠近城鎮的地方，勞務輸出量大，但也越因距離近流動頻繁，農轉非農與轉移城鎮化產業變得較為可能，然農村也相對迅速沒落。不過情況最不好的是距離城鎮較遠的農村，因為流動無法頻繁，勞務則大多輸出到更遠的大城市如天津、青島、北京以獲更多的工作機會，則農轉非農與轉移城鎮產業變得困難，始終是農民工身份的來回移動，而農村既未消失卻是結構畸形地凋零，孩子不是被帶走成流動人口，便是留守農村。而地處邊疆地帶的雲南農村，其因過去經濟發展與教育程度相對落後，勞務輸出多僅於省內城市範圍，產業能力也較為低級。因此整體的農業勞動力結構與產業轉移條件較為不足，經濟生產程度低，農民工收入相較其他省低。種種情況加上地勢崎嶇、交通不便，導致即便距離近、勞務輸出多的城鎮邊緣農村人口，真正能轉移到城鎮落戶並轉移二三級產業的人少，季節性進城務工多，農村有效勞動力本身短缺，結構發展畸形，留守老人與兒童居多。然大山裡也有另一種情況是，因地勢過於不便，教育程度、能力過於不足，勞動力出不去，導致大山裡的農村勞動力過剩，結構仍在，卻是貧困務農。不少孩子仍然上不起學。（儘管普九義務免費教育，但撤點併校政策實施後，偏僻山村的孩子不得不住校或通勤，寄宿或通勤儼然成一筆開銷。）



圖一:美樂完全小學，堪稱中心校，署集中教育資源之地，卻連文體器材也沒有，孩子只能在沙上玩土。
圖二:美樂完小有很大的飲水問題。



跟我一塊兒的實習生，家在雲南曲靖市馬龍縣四十分鐘路程的農村務農，她說：「你說，像我爸待在村裡只能種點包穀、土豆白菜，那些東西根本賣不了什麼。不出去務工根本無法應付額外的開銷，就像我在外面唸書的生活費。我媽不識字，連出去都不可能。能出去的都出去了，進城務工是不得不的必要。」，「現在我畢業了，卻不曉得能在農村幹些什麼？種地嗎？待在農村是根本沒有機會的。」

這三十年間，正值中國城市經濟發展得紅火，政府引進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務工順利解決城市工荒的問題，同時也產生更多農民欲進城落戶等問題與現象，而逐漸意識到百分之八十的農業人口走向城市化以及農業結構升級與轉移的必然趨勢。然而卻在發展大城市抑或城鎮化兩者政策方向之間反覆，從九零年代統一發展城鎮化到後來改回城市發展，導致行政部署資源的浪費以及城鄉差距日益增大。教育方面，由九零年代的普九政策（九年義務教育，村村有學校得以就近入學）由村、地方教育局集資辦了許多學校，到千禧年後的撤點併校政策（蓋了這麼多學校，才發現因計劃生育與農民進城關係，導致生源不足，於是政策變成撤併生源不足的學校，以集中教育資源。）如此的教育政策反覆，也導致教育資源再一次的浪費，提高撤併後寄宿學校的管理成本，衍生寄宿制與農村通勤兩方面的問題：幼齡學生適應寄宿心理問題，或通勤耗成本乾脆輟學，或舉家遷離農村居住城鎮中心校附近。
這些反覆的政策非但未能讓農民及其子女能穩定留在農村發展、受教育，反倒促使農民能進城務工便務工；能在城裡買房便買房；有能力帶孩子到縣城唸書便任地荒、打工去；能將孩子送到大城市唸書的便也跟著陪讀；沒能力帶著孩子的，便是讓孩子跟著老人在農村留守，自己出外打拼。都在圖什麼？圖能於城市落戶生活，圖城市教育與就業機會相對農村來得好。為什麼對農村沒信心？政府都不好好發展城鎮化跟農村做連結了，還甚至把該是每個村的教育文化中心的學校給撤了，農民為什麼要對農村有信心？

在一個小小河北青龍縣城，感覺縣政府都比台北市政府還大，邊疆地區的雲南麗江市，市政府前廣場可能跟台北總統府前廣場差不多大。滋根同事說玉龍縣政府很有錢。我不解的是，縣政府這麼大這麼有錢，為什麼轄屬的鄉鎮農村都那麼窮？（我在的是省級貧困縣）

一個針對留守兒童的計劃，在雲南玉龍

日前二十到二十三號在上海由寧波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舉行了一場中歐民間對話-留守兒童問題研究與解決方案論壇。會中主以中國跟歐洲的留守兒童問題情況作交流。各方不少民間草根團體或國際非政府組織到場，以workshop的方式進行討論，演擬解決方式。滋根雲南項目點負責人提議，依雲南項目點農村情況，針對年齡過小卻因家中無父母看管而提早去中心校上學前班的小孩，考慮於已被撤併而閑置的教學點或學校開設幼兒園，透過培訓當地幼教老師，並以支持的方式，完善學前教育。同時，小孩可就近入學，減少造成不是在家無人看管便是年紀太小就寄宿上學前班的狀態。討論後，一項新的可能方案取代這個提議，亦即將閒置的學校改造成社區活動中心（在大陸農村是完全沒有這樣一個活動中心的），將滋根原先在進行的閱讀項目擴展，除培訓幼教老師外，亦增設平台提供大學生志願或實習，定期為村裡的留守兒童開展閱讀或課餘活動。此項方案可能與其它國際組織合作或資金支持。

我心裡想著，這似乎與世界展望會在花東偏鄉地區為青少年設立社區活動中心，開設青少年相關技藝課程，並提供社工服務很像。只是這個模式是有工作人員專為一個地方長期駐點式的，而滋根模式通常是項目式並大規模操作複製的，在這種模式運作上，該如何來開展，是接下來要繼續透過基線調查與方案討論，才能拍板定案的。

圖三圖四:中心校每天三餐吃的都是土豆湯。這是唯一一頓好吃的，裡面有豬肉，是一個信天助學基金會發起的活動，學生才能在六一兒童節與元旦這兩天節日吃得到。


＊參考資料：

1.雲南省農村留守兒童現狀調研報告摘錄(2007)
http://www.51labour.com/labour-law/show-27150.html
2.<有序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促進我省農業持續發展—關於雲南農村勞動力流動轉向問題的專題調研報告> 雲南省科學技術協會«專家建議»2009年第一期。
http://www.yunast.cn/DisplayPages/ContentDisplay_89.aspx?contentid=1606

Final Report- 陽光依舊燦爛，只是照耀的方式不同了

文/林慧珍

作為「另類全球化國際志願者計畫」的一員，「全球化」與「另類全球化網絡」一直是我不停思考的字眼，透過這一年在中國滋根組織的工作經驗與觀察，更真實的理解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如此現實的結構變化，跟世界是什麼樣的關聯；而組織又是怎樣的對應。我想以經驗來回應，作為志願者與參與的組織，如何為我們所做的事作出一種對應的解釋，綜以觀察﹑感受，以及想法。

一 。回首：一個關於自己和不斷全球化的世界

車窗玻璃濃重的霧霜逐漸消蝕，那是從荒凍的山村正要回到氣溫五六度的縣城，女人一身皮裙秋靴推著三輪在街上賣菜，我則四層衣服外加羽絨包裹使勁推開班車的門。還惦念著村裡在寒天燒得火熱的睡炕，卻二日裡搭長途巴士一路邊睡邊抖地回北京，然十七八度的秋氣再度讓不停趕路的我揹著大包汗流浹背。待落到潮溼的溫暖向我襲來的台灣桃園機場時，早已迫不及待脫掉秋褲，換上短袖。這種種冷熱的變換只說明了我擁有的資本移動，卻不足以真實反映了短短幾日裡，那種經歷幾種不同生活切換的面孔與變換的心情。有幾次夜晚，躺在自家的床上憋尿，以為茅廁尚在幾里外的野草間；好一段時間，十分珍惜從自家水龍頭流出來的水，不用特別拿水桶去提。手不會凍，水可以是熱的。然而，那些曾經和我這樣生活過的人們以及朋友，隨一趟趟我返程的車輛與飛機背離在後，停留在他們有限的行動範圍裡移動著。對於我這樣的過客，他們如何想？

或許一樣的，今日中國農村除了農忙時節以外便賦閒在家的婦女，儘管我的離開，她們依舊揹著孩子打麻將賭錢過日子，如同儘管他們的丈夫離開，到附近或更遠的城市裡幹建築或打零工，她們習慣這麼看著過著，孩子們也早習慣了父親的來來去去，也許來去的驚奇禮物更令人期待。這樣的移動，對於早就習慣移動的他們，沒什麼了不起，我不過是他們看習慣移動的其中一個。大陸的季節性移工或者企圖轉非農身份的城市移民工人，在在是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影響中國城市擴張﹑勞動力結構變化的縮影；農民工﹑打工妹﹑城中村﹑流動兒童﹑打工子弟學校，城市化下衍生的群體落成了一堆堆已被標籤的字眼，也是當初來到大陸接觸滋根工作時日日不斷而且必須觸及的名詞；透過標籤認識群體，再透過群體解構標籤。同時發生在鄉村裡的三八（婦女）﹑六一（留守兒童）﹑九九（老人）這樣半舊不新的名詞更是不甘示弱的抖落出人口都市化以及農村走向凋敝的趨勢。研究所讀的關於全球化理論一旦碰上這樣的現實，除了解釋再解釋，再拿不出建設性的說法，難道都市化真是必然的趨勢？容納移民人口的落腳城市在世界各地大城市邊緣一一的新生與沒落是這個狀態的必然？混雜產生的文化衝突與認同在這個趨勢下不間斷地釋出辯證的考驗。如同我們一步步邁入現代化的場景，於在地傳統固有的親密道德關係中疏離、在傳統文化精神裡添加消費與販賣，發展更偽不可解的商品概念。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巨大差異文化地域與族群，並同時具備龐大行政系統集權的國家中，其於全球化下的劇變痕跡更顯可見；於現代化進程中，自共產主義的政治思潮與體制中過渡至聲稱的資本主義修正路線，而內陸各地就此崩落彼此面貌不同的自傳統邁入現代的掙扎﹑集體生產制的崩解﹑圈地﹑農業工業化﹑農村裡製造銷售世界零件的工廠等等，現今個人資本主義思想困惑與衝突了過去所擁有的集體社會主義思想。某些曾經發生在台灣世代之間的類似片段，在我無知的童年默默上演而我渾然不覺，卻在中國內陸這個地方這個時刻看見其劇烈變動的痕跡，不禁使我回頭默想台灣社會遠在我童年時代那一點一滴的變化；祖母的老灶如何一點一滴的不堪使用，家後頭的魚塘如何一夕間填平，竪起高樓；我們家如何在移動之間離散與聚合。

全球化跟你修機車的老父有啥關係？

一個朋友問我，你出國唸了兩年的全球化研究，然後又搞什麼另類全球化的國際志願者計劃，遠在天邊，這跟你台灣南部長年在家裡修理機車的老爸有什麼關連？

他問的問題我擺在心裡，也許更直接的問題不是之間非得要有什麼關連，而是像這種思考與對應全球化，那會是一個會對家鄉有感情與認同的行動嗎？

就像父親常常會十分認真並語帶擔心地問我，全球化研究到底是什麼，你在中國做慈善，為什麼不在台灣做？你是不是在做什麼秘密行動？出門在外要小心一點，中國政府不是好惹的，人家一定都在暗中調查你只是你不知道。然後一講到中國他就會嘆口氣說，現在連做機車修理生意的品質都下降，從原先進口日本的輪胎到必須進口中國大陸的輪胎，大家喜歡買便宜貨，你不進，堅持好貨是沒辦法競爭的。我問，中國的輪胎不好嗎？他說，客人就是這樣，不像我們一試就可以知道好壞的差別，但是，這年頭不太相信修車也有修車的技術了，只要用最廉價的方式解決最急需的問題就好了，將來再壞掉以後再修就好，這就是現代人的想法。就是你們這一代年輕人的想法啦，什麼東西用沒多久就換，與其花大錢買ㄧ個可以用持久的，還不如買便宜的可以將來換好幾個。你看現在的摩托車車行，像我這樣跟師傅學好幾年再出來自己開的，很少了啦！修機車的年輕人的技術都是學校裡學的，工作就直接到修車廠工作，那裏能有什麼技術？還不是車廠可以有比較多的修理機器和更換材料，好的便宜的都有，看車子哪裡出問題就補哪裡，看客人要便宜的要貴的他們就裝哪一個，有什麼技術可言？這樣的年輕人要能出來自己開店的，很難，就是車廠的便宜修車工，除非勤快一點，可能有點機會。跟我們那時候憑技術出來打拼的時代，已經很不同了。

我的父親一般不多話，但只要論及政治和社會現象，他可以說很多，而且有他的一套說法。接著我會知道，在我不在台灣的短短幾年時間裡，家周遭起了什麼樣的社會變化，也看到了父母親對應社會的態度有了什麼改變；就像我母親一日談起十分興奮跟我說ＸＸ家印尼媳婦竟然講得一口流利的台語；父親則是感嘆自己淪陷了，使用便宜製造的零件材料。我想當我對全球化有了一點理解之後，便不容易對周遭發生的現象如此驚奇與感嘆，卻明白整個情況是如何受全球化的影響下在變化，也許更能夠針對現象積極做些什麼事。對我而言，家鄉是有感情的，它伴隨我不斷長大而變換的記憶裡跟著社會改變自己本身，而我希望它能在不斷趨向好的改變當中融合一代又一代人的歷史文化記憶，因那是活著憑藉的認同。我時常懷念，那隨社會變化捲入已逝的美好，但那美好是否總是擁有機會以嶄新的姿態再次成為生活文化的砥柱？面對全球化加速改變在地生活的我們，是否更需要為家鄉以在地性的思考角度與文化出發，理解世界其劇烈的移動影響我們的方式，而予以回應特定或整個的結構變化，憑以維繫生活認同的主體？全球化與在地性是動態的相互影響過程，當中有其權力與資本競爭的結構，我在中國滋根組織這樣的在地草根運作當中，也看到了在地活動與連結如何細微又零散地回應經濟全球化分工下造成的政策與社會問題使然。

有時候的困惑：國際志願者，究竟是全球化流動的產物，還是另類全球化網絡的能動者？（一）

然而，無論身在家鄉或行腳某處當志工，一年海外的國際志願者工作經驗，著實讓我逼臨了那些成就上述現象的現實處境，全球化與在地性的種種問題變得複雜。我試著用實踐來理解之前所學的全球化是怎麼一回事，但我時常感到困惑。特別是以國際志願者身份面對正在移動的世界的時候，更困惑自己作為一個國際志願者本身，是不是也是全球化下流動的產物？是帶著擁有資本移動的便利、帶著國際（非營利）組織的支持、是符應了對第三世界慈善與援助的潮流定義？如果特別不清楚，作為一個志願者本身有意義的追尋是什麼的時候，能不能作為另類全球化網絡的能動分子便使我感到困惑，我跑到海外只是為了運用我多餘的資本來進行公益意義上的“幫助他者”？那麼區別于全球化的另類全球化又是什麼意思？這是這一年來待在滋根，不停問的問題，問組織、也問自己，當我還找不到對做這些事的深刻意義感的時候，當我還不能為作為國際志願者這樣身份做一個確切的定位的時侯。

榛果咖啡，還有剝榛子的紅手

我在台灣的咖啡廳裡點一杯一百六十塊台幣的榛果咖啡，堅果的油脂香味混合咖啡濃郁了周圍木製的桌椅。一種雅調，混合背景音樂與細碎的人聲，可能是不算太窮的學生或小資階級的消費者還享受得起的生活。然而那香味只會讓我想起那被包裹在青綠厚葉裡的榛果原樣，生存在山間石頭夾縫間的樹枝上。艷陽高照卻涼快的八月，跟著一位大娘，偏離被採集過的區域，往更深山裡走去。北方農村稱它榛子，乾燥後，用磚頭直接砸開，我們挖出裡頭的果子吃，嚼碎在口齒間的飄香與油脂飽足感較榛果咖啡過之而無不及。然而一雙紅土顏色的手印證了勞動的應然，大媽不停的抱怨摘這破玩意兒的辛苦，又只賺那點破錢，看上去她只大我十歲。一塊在門前清理榛子外葉與泥土的，還有她十九歲未嫁也可能嫁不出去的女兒，和一個從雲南農村嫁過來的媳婦，她們都沒喝過榛果咖啡。我則一邊想像香氣，一邊剝開濕黏的綠硬皮，終於感到大拇指摩擦的疼痛時，才發現手指都沾上了莫名其妙的紅色。炒熟了的榛果由女兒帶到旅遊景點去賣，二十斤賣十塊人民幣，還得不時被討價還價。我猜想當中的三十塊人民幣，或者更多，如何花在加工﹑物流和做生意的成本上，感覺一杯榛果咖啡可能本來就該這麼貴，但摘榛子的人應該拿到更多的錢。然而撇除這種公平糾察隊的感覺，感受最深的是，摘榛子的農村婦女可能不知道榛子變成了榛果咖啡是什麼味道，也沒吃過核桃或栗子蛋糕；而我，現在才知道榛果原來長這個樣子。

還要走多遠？那塊出門遠行而逐漸乾燥的餅

我不能忘記那天清晨，天未明時，用掉了學生暖壺裡最後的熱水梳洗後，三個唯一住在宿舍的五六年級小女生拿了一袋東西給我，稀薄的塑膠袋裡頭裝了幾塊乾燥的大餅、一小塊月餅，以及一顆小蘋果。那天凌晨五點多，是時候要從轉角村搭四五個小時班車回到山西石樓縣城。「你可以留著路上吃，我們還有很多。」一個女孩推著要我收下，需要她照顧的三歲弟弟此刻還躺在宿舍床上睡覺。我知道這餅是怎麼來的。這幾個小孩家住十分遙遠，她們的村沒有學校，甚至沒有教學點。一個六年級的女孩還須隨身攜帶她的小弟，因為父親在外打工，母親不知去向。黃河邊上的轉角小學，是在五年前預定被撤併的學校，卻在滋根的資金支持與遊說下延續下來，然而自總校撥下來的師資與經費轉到小學手裡從來不夠，生員的逐年減少仍讓這所學校處於被撤校的危機。沒有午餐，是自然的事，其實這裡很多小學學生都沒有吃午餐的習慣，但是大人卻有。「你們餓了怎麼辦？」我說。「我們有從家裡帶來的餅，母親會在我們出遠門的時候給帶上。」這些餅要撐一個禮拜，而且會變得越來越乾到有點難吃。我知道她們要給我的餅怎麼來，我怎麼吃得下去，一吃，她們不就沒得吃了。

一塊餅的溫度，讓我強烈感受小孩在貧瘠農村的樸實。什麼都沒有，但是願意分享。而我只是過客，何況那天早上我就要走了。我不斷思考著這是什麼樣的人性、什麼樣的教育、以及什麼樣的社會氛圍造就而來。就像當初教書時無法忍受台灣天天拿著手機和mp3比來比去，或吵著要電腦或電動的小孩。資本主義的環境下，真的會因為欲望以及要求欲望的權利而使人掙扎於無謂的痛苦與矛盾。不過時代在變，中國行資本主義之實的道路，也正讓擁有資本的欲望蔓延開來，拉開貧富階級。雖然不少農村仍與城市有著極大的貧富差距，然農村亦正劇烈改變其面貌；村人出外打工，不再是由於饑餓，而是感到不足。不足，是受城市水平影響帶來的比較；不足，是人們想過城市般的基本現代生活；不足，是農村生存來源不足以應付邁入現代化生活帶來的消費水平。

週日的班車載更多的人離開遠在黃河邊上的轉角村，有人扛著收秋的紅棗趕大集，有婦女帶著小孩回到中心校所在的村落，教鵬彥村或小蒜鎮。這些婦女們多半時常來回轉角村和這兩個村鎮之間，為了小孩有更好的教育以及更好的生活，她們搬離轉角村，然而屬於村集體的田地還在那邊。這是一個趨勢，在政府政策推廣素質教育、重點學校而於偏遠村落進行撤點併校之時，也帶動了偏鄉人口的遷離。（滋根的調查不斷在証實這個論點）轉角村因為出外打工、遷至中心校村鎮等人口外流，而進一步導致偏遠農村本身的凋敝。如果說，當地教育局政策只是因為當地小學辦學素質不好而撤校，卻不思考如何投入更多教育經費促進當地村學校與師資的發展，農村留不住人才；如果說，政府政策不投入更多經費支持農村基本設施現代化以及杜絕當地政府腐敗對經費的壟斷，走向城市的人口將越來越多。走向資本主義路徑後的社會大環境變化極快，政府因其政治體制而出台的政策往往跟不上腳步，轉角村的沒落即可預見，轉角小學如果成為撤點併校的犧牲品，將考驗著這三個住宿女孩以及她們的家人何去何從，那出門遠行而逐漸乾燥的大餅能走多遠？

有時候的困惑：國際志願者，究竟是全球化流動的產物，還是另類全球化網絡的能動者？（二）

「你走了之後，天氣就變好冷啊！」一位花果山村的大姐在捧給我一堆剛摘下的蘋果之後，離去的身影背後默默吐出了這句話，我頓時十分想念。爾後，這句話時不時盤旋腦海，它讓我隱約感到意義。

時值秋末，暫時告別在花果山的婦女十字綉項目一段時間後，我再度返回花果山村，原先紅黃繽紛的山林早以疏落，隨便吐口氣都是白色的寒煙。和這位大姐，我們曾一塊上過十字綉的課，那時還是夏末，在午後薑黃的光裡瞇著眼一針一針縫著，順便等待四點放學的女兒。作為第一線社區組織者或社會工作者，很容易就跟服務對象有種莫名的感情。這也是我喜歡做第一線工作的原因。可以真切親臨現實，在與人互動過程中，瞭解彼此文化與說話思考等方式，帶著理念相互衝擊、製造正面狀態的改變。我們再次巧遇，也許只是平凡的一句話，當時氣候的確冷了起來。可是我們正要分別，這句話在我心底便顯得特有份量，也是某些時候我參與滋根工作最感意義所在。

在經歷一年國際志願工作之後，對我來說，最感意義有兩層意思：實踐在地、思索全球。透過親身觀察與接觸所服務人群的現實處境，如同花果山村大姐、轉角小學那三名小女生、摘榛子的大娘，你會極易瞭解每家有每家的故事，並為交情及故事本身動容。然而作為一個國際志願者，會更明白每個故事之間以及背後牽連的大社會等結構性的問題；農村勞動力不均衡問題、撤點併校議題、物流資本壟斷與專業過分分工帶來階層分離與流動的問題、城鄉與貧富差距問題等等...。那麼在做志願工作時就算一點微小的服務，例如放電影、辦小活動，或者只是鼓勵婦女組織團體、跟建築工師傅談話，你都會覺得這麼做是有意義的，它在互動過程中一點一滴地改變組織群體或個人的想法與態度，儘管處理的是結構問題的末端，但因為親身拼搏，得以直覺那些微小的正面變化讓你感到動力。再則，透過滋根工作學習到的，如何以清楚的對社會問題結構的概念以及滋根本身理念來針對服務群體設計項目，而執行項目具體落實到服務群體的需求的時候，會更明確自己作為國際志願者能施展的位置。另類全球化是可能的，因為你正在做的事便是服務這些遭受全球化影響下產生的社會結構問題。雖說我仍認為國際志願者這樣的類型工作是全球化流動下的產物，但亦如Pascale曾對我說的，那麼國際志願者本身的移動與服務工作，亦是另類全球化網絡之一。我們是網絡的能動者。

二。旅程中的旅程：草根在世界移動中的拼搏
「草根」，意味一種來自民間基層的力量，根抓沃土，強烈的意識與文化如草般隨風竄生遍野而不折腰。

共事過的滋根地方上工作人員給我這種強烈的特質與實踐性。他們都不屬於當地貧困縣級地方的人，然而都帶著類似的為農村發展的理想，在滋根設點的規劃下落腳，個別到貧困的地方上來打游擊戰，跟縣級政府、鄉級、村級等打交道，單打獨鬥，在當地闖出滋根的名號。滋根除了在美國、香港與台灣的分會，以及在中國北京的行政組織，最直接作項目也是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這些地方辦公室的主任。或許秉持滋根創辦人的理念，以草根對草根的方式進行民間互助、滋潤根本，這些工作人員的做事風格便有強烈的草根實踐風格，懂得如何運用手腕與當地政府、村民進行溝通，盡量將項目本身與資金具體落實到需要的群體身上。雖說滋根創立有二十年，然真正到地方上設點深入做項目也是近六、七年的事，之前項目多半是較為零散的資助助學金、鄉村硬體設備資金的支持，而項目則多由工作人員在北京遙控地方聯絡員（多為退休的教育部官員）做事，點主要集中在貴州雷山縣及附近其他省份。其當時的手法比較像一般國際公益組織在進行海外援助項目所使用的手法，但於地方駐點後，項目執行方式有了改變。

雖說常聽到滋根工作人員老是調侃，向滋根這樣的體系在中國其他組織絕無僅有，然而我卻覺得這種有海外三個負責募款的基金會（雖然與中國滋根組織是獨立的，但目前資金流向大致流入中國項目），以及在中國執行項目的促進會組織：海內外項目管理層、北京行政總部與地方駐點辦公室這樣的體系，便於項目運作在其項目流程、追蹤及評估方法上有國際組織項目運作的正當規模，並在項目執行上有草根策略深入民間的優勢，這是中國目前一般當地草根組織與外來的國際組織所個別缺乏的長處，但也正是目前不少國際組織和草根組織彼此之間企圖合作的趨勢，讓資金和項目實施作更有效的結合運用。

關於組織內部的體系運作問題，留文稍後談。這裡主要想談的，是滋根堅持的草根特性，以及這樣的特性如何應對了中國在全球化下社會結構變化的問題，而這樣的草根性，是否跟促進公民社會意識產生什麼連結？

滋根風格：簡樸、低調、草根、扶弱、反資、偏左
很多人在公益組織做事，在薪水微薄、福利不好、工作環境艱困而不穩定的狀態下，常有一種疑問，
「我們是不是該對自己好一點？」「如果我們是在幫助別人，是不是至少該先把自己的肚子填飽再說？」「但是也有人說我們的薪水都是來自捐贈者的愛心，你怎麼好意思多拿錢？」我接觸到的一些滋根同事往往有這樣的疑問與衝突。而這樣的疑問與衝突，往往成為滋根各地相異的運作項目風格與策略除了因地方、對象不同外的另外一個原因之一。例如下鄉出差有人堅持搭班車省錢；也有人包一天的車下鄉出差好幾個地方，因為這樣更省時間；也有人直接買一輛車，機動性更強。只不過油費、車費都報滋根的帳，因此常在規範用錢的概念上有分歧與爭議，工作人員之間也會常相互比較。

再則，其花錢觀念更具體展現在項目資金如何花到位的問題上：到底項目應該如何設計，資金才會真正用在需要的人身上？永遠都關乎于資源應如何分配應用的問題。儘管各地形式風格各異，滋根在項目資金審批上頭有其控管的原則，然而控管原則尚處於人治狀態，亦即由項目管理層的人審批，而管理層決定哪些項目該批哪些不批的人主要還是滋根的創辦人，既是理事會會長又是項目主任，而且其年紀已年邁七十。可以說整個滋根走了二十年，制度化僅具雛模，主要仍由領袖魅力主導，也因此整個滋根在我看來仍是個人帶頭風格極強的組織。簡樸、低調、草根、扶弱、反資、偏左，是我對創辦人的印象，也是我對滋根的整個印象。地方上的工作人員也因此或多或少都具備了這樣的特質。一是由於要成為滋根的正式工作人員還是經過創辦人批准的，行政辦公室的人事實屬空殻。二是在項目審批的過程中，並非完全制式化的申請、通過或否決這樣的步驟，而是通過電話或skype不斷地溝通，包括項目為何不過，預算是否設計太多，哪裡不符合Donor 意欲資助的內容等等..。有些項目可能直接不過，有些則是地方工作人員透過溝通後進行修改而批准下來的。曾經眼見地方工作人員在飯桌上時候接到創辦人自美國打來的電話（可能那邊是凌晨三點多），談項目細節修改的事，一小時過後，我們等到桌上的飯菜都涼了才開動。這裡我並不評判滋根在溝通項目過程中所耗費的時間、金錢和人力等資源，或者權力不下放導致分工無法確實各司其職等等，而只是想強調地方工作人員執行項目的共識與原則是如何透過這樣長時間高頻率的溝通而漸漸型塑而成的，同時地方工作人員在看事情的角度以及連動至個人生活風格與想法都在創辦人理念的耳濡目染下趨近滋根的典型風格。

半年的時間與在北京民工社區中心的工作人員一起生活，在那裡你跟著一塊做飯、鮮少外食，一則食品安全，二則集體勞動做飯與花錢消費來的飯菜是不一樣的兩件事，背後有種肯認勞動價值以及人應要如此生活的觀念：如果能自己來，又何必花錢買。另外包括連結其他小型草根組織推行二手衣服的收集與販賣，工作人員本身也奉行穿戴二手衣服的生活消費概念，支持循環經濟的想法。身體力行、將理論徹底付諸實踐是我半年在民工中心學到的準則。既然我們服務農民工群體，既然我們要和勞動者站在一起，那麼原就背景不同的知識分子則必須去經歷所謂的勞工生活、以理解勞工整體面貌與勞動價值。為此，民工中心試著尋找機會讓工作人員及志願者去工廠「鍛鍊」做工。這樣諸如此類的生活以及觀念對我衝擊極大。所謂衝擊，並非什麼觀念或實踐對我來說是新的、未曾經驗的，而是過去曾質疑台灣的資本主義社會生活以及懷疑能否有另種觀念或生活實踐的的經驗記憶下，遇上在北京民工中心這樣一小撮人群對於生活這樣付諸實踐的努力，衝擊了我理解另一世界的可能，並且有機會在這樣的環境下付諸實行。

而這樣將觀念不只付諸於生活方面的實踐，更是運用於項目執行的設計上。半年待在農村，參與一些項目設計，你會理解地方項目負責人背後也有類似這樣的觀念。例如，針對提供村小學文體器材包括乒乓球桌，項目設計會傾向學校能將之作為一個主題課程，融合知識與勞動來自己做一個乒乓球，而非直接花錢買一個。針對提供學校營養午餐，項目設計會傾向將資金花在租一塊田，作為種田勞動課，學生既可種出他們自己能提供自己營養的蔬菜，又能學到相關的種田知識以及體會勞動價值。雖然這樣的設計十分理想化，而且困難付諸實行，然地方負責人願意視情況深植當地試驗，且項目管理層經過與之溝通修改後支持批准，可見其對理念的共識除了原有的準則--以人為中心，可持續發展（具體內容與創辦人的想法和風格有極大關係），也是透過經驗實踐不斷磨合至今。滋根這樣透過草根實踐經驗形成的理念共識，不只作用在單純在做一個項目，將之做好以支持需要的人們，而項目設計背後其實帶著人該如何活、並且社會該如何運行會比較好的發展觀念。

反思改革開放三十年？抑或舊時代的緬懷？
『團結就是力量』這首歌在北京冬至微雪的氣候裡，在我們一行人圍坐燒得不甚火熱的煤爐旁傳唱開來。還記得有點微暗並混著煤煙的空間，是同心希望家園（一草根組織）在北京邊緣石景山的活動中心，周圍建築幾乎在政府拆遷政策下被拆殆盡，一片頹圮。創辦人和我們幾個北京民工中心的工作人員一同拜訪同心希望家園。歌唱，是拜訪當中的娛興環節，卻也是此一組織藉以團結這些打工夥伴，並透過練習來發出打工者/勞動者心聲的主要方式，同時也是同心希望家園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團結就是力量』這首旋律超出了我在台灣語境裡以為的熟悉，取而代之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前的紅歌語境。這樣的場景總讓滋根創辦人放開心懷，引吭高歌『天下打工是一家』或者其他紅歌，『東方紅』等等，我每每在這樣的場景下有種異樣的體會，彷彿大家沈浸舊時代的『團結就是力量』的社會主義溫暖氛圍，而我卻清醒詭譎地感到屋子外頭斷垣殘壁的荒涼。我似乎不屬於舊時代社會主義的記憶，我也事實上未曾經歷。

歌唱，是許多北京草根組織透過文藝活動組織打工群體並使其發聲的活動方式之一，也是在傳唱歌曲的過程中引發大夥兒擁有相似背景的處境感以及時代感，進而那種團結、聚在一起的氣氛油然而生。通常這樣的場景會明確讓我感到自身是異鄉人的處境。那種與中國古代文化、語言既相仿卻又於近代歷史片斷中缺席的感覺，會頓時讓我產生文化認同的混淆，同時也讓我自己給這樣的混淆下一個清楚的判斷：往事已矣，儘管我們有歷史、語言文化的相親，然而現今的我們有各自獨立卻相牽扯的政治經濟命運。同時，這樣的場景也促使我理解滋根的成立以及一路走來有其歷史的背景；當時的留學生對於共產主義理想的熱情、國族主義的情結，以及中國命運的牽掛。那麼會更容易理解為何滋根創辦人及滋根人仍如此保有改革開放前一種社會主義理想與氛圍的餘熅，以及諸多討論或言談之中流露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彷彿試圖想從過去毛時代中去尋找曾有過的美好價值與思想，用以回應現今資本主義發生在中國所帶來的問題。對於滋根創辦人以及滋根工作人員時常批判改革開放三十年帶來的結果，除是滋根對在農村教育與發展工作中面臨的社會結構變化問題進行反思，我想，或多少帶著滋根人對過去一種社會主義精神的緬懷，而對現世進行批判。

北京民工中心每週六下午固定是讀書會時間，從冬至夏，我們靠著門口的光討論預讀的材料，多半關於毛澤東論教育革命、毛澤東矛盾論、實踐論等思想理論。儕身在農民工聚居的一二層平房中間，和外頭馬路的十幾層現代化大廈相比，彷彿我們在一個過時的光裡閱讀與討論過氣的思想作品。一樣的，週六討論完毛澤東，例假日跑去參加由手機企業資助的搖滾音樂季，我有時面臨現實切換不過來的窘境；像是前一天沈浸無產階級主義是個什麼樣理想與境況，後一天享受商業資本堆砌出來的音樂表演。然而，這是我在台灣未曾有過的機會，甚至在未曾碰觸過毛澤東思想即憑藉不同版本的歷史評判而對他有偏見。在這裡，我看到民工中心的一些人，是如何努力地試圖想透過理解毛澤東思想來認知那改革開放前的時代，是如何想透過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來應用他們身在農民工社區為這些工人的服務當中。而我也在閱讀這些思想（包括尋找毛引用馬克思與列寧理論或文章）過程中，逐漸理解改革開放前那時代毛思想是如何作用與影響，也促使我敏感周圍現象由於資本主義正在發生的改變，以及敏感自己一直不斷被其影響的生活方式。毛文章裡頭提到的許多對小資階級與知識分子的強烈批評，包括知識分子需要透過鍛鍊與改造才能真正跟工農站在一塊等，我想部仍適用於批判現今資本主義過度分化的社會。這或許是為何民工中心的人試圖理解毛文章，除卻對舊時代某些美好價值得緬懷，也想從中找到支持工人階級的力量，再則身體力行，透過跟工人一樣做工的鍛鍊，真切理解工人階級的處境，才能更明白對這個群體能做出什麼樣的支持，以及背後想要一個什麼樣社會的理念。

滋根對我來說是個不太具豐沛理論與明確策略的組織，執行項目背後擁有的想法與熱情多半來自直接對現狀提出的批判與問題，只是透過在不斷試圖解決問題含支持需要而設計項目當中，透過創辦人本身理念對項目的控管與溝通，漸漸匯集出屬於滋根做事的原則與風格。參與項目過程中，我感到各地項目負責人也是一路摸著石頭過河，透過經驗與實踐，慢慢摸索出一條可行的道路，未來若有什麼強而有力的理論，也是經驗辯證而成的。

走草根？還是走制度？
滋根組織制度化在內部討論一直是個問題，為何滋根走了二十年還不怎麼制度化？側耳聽到不少人的解釋皆與項目管理主任（創辦人）不放權而無法讓地方負責人各司其職有絕大關係。我相信在滋根裡頭，創辦人佔絕對主要的靈魂角色，然除了放不放權外，滋根如今這樣的運作體系與創辦人堅持草根的特性，我想也是讓制度化成熟有難度的原因之一。

滋根的整項目申請流程到審批、執行、追蹤監督與結案十足是國際組織專案運作的規模，然而真正交由地方上來落實設計與執行的時候，往往為中國國情與地方權力結構和文化而有所變更，時程與內容會回過頭來影響整個項目規劃與流程本身。同時滋根創辦人往往堅持的是，項目盡量交給地方需要項目資金的對象來做，意即希望盡量由當地人主動參與。並且其審批的時候，也會因地方上的個殊理由更動項目審批時程本身。這當中矛盾的是；滋根創辦人希望行事草根，貼近當地人的真正需要，最好是當地人具能動性來主動申請運作項目本身。然為符合這樣的理想，項目流程必須變得彈性、方便變通，以符合地方上較多變化的狀態，但也因此常常干擾了總體項目的行政運作本身，拖延了項目更有效率的流程運作。因此，看來十足規模的項目群計畫、流程等本身，行政流程包含審批、撥款等執行起來時常亂中有序。同一方面，滋根不只創辦人都意識到，滋根走到現在應該更制度化些，甚至想方設法提出項目申請模板、評估樣板、定出三年五年策略方針等。然一旦確實執行、堅持制度化，對地方上的通融變通勢必變得困難。就從定了模板到現在，滋根仍無法確實執行，似乎仍給地方上較大的通融空間。我想這或許是滋根創辦人在取捨制度化與地方項目制度人性化之間，背後有個衡量的想法：不是為了項目而做項目，如何帶動當地人積極參與到項目裡頭，達成他們自己的需求才是為要。

草根連結與公民意識
帶動當地積極參與項目這樣的想法也同時體現在滋根資助其他小型草根組織上頭。北京幾個駐點在農民工社區的小型組織，包括針對服務女工對象的、針對服務流動人口的、針對農民工子女教育的以及針對農村教育的，都與滋根有相當程度的合作或項目資助關係。當地小型草根團體優勢在於深入民間，並且諸多是由當地自發的，只是運作資金來源相較滋根這樣的中型組織更不易取得，常面臨斷炊之危。滋根走草根路線，希冀與更多草根組織串聯，因此往往資助小組織的一些特定項目上。除此之外，工作人員也經常在理念相近的草根團體間拜訪走動，了解與交換近期消息狀況外，也尋找合作機會、分享交流平台。地方上的負責人有的也甚至參與其他小組織的活動，並幫小組織向滋根申請項目資助。這樣之間的走訪交流，實際連結了諸多草根團體，讓訊息及合作機會的串聯由點至面傳播，容易擴大影響力並吸引更多人參與。而這樣的串連模式，也是在中國非政府組織無法光明正大的透過抗議或倡議活動以反映議題訴求之外而形成的。滋根是個針對議題反映但卻從小事做起的組織；由於針對的都是社會結構議題，無法直接倡議，因此都靠草根組織之間小事對小事的串聯，藉由小事來一點一滴影響人們。

好幾次聽到滋根創辦人不斷定義滋根是什麼樣的組織，以及她最想滋根做的事是什麼。滋根包括之前所做的事都是給人慈善團體、扶貧組織的印象，實際滋根也是原先如此定義，即支持最需要的，但原則是以人為中心，可持續發展。慈善、扶貧這樣的字眼後來被用爛了，呈現助與被助的依賴定義，或者就是不斷給錢給物資，受助對象也多半會這麼要求。這不是滋根所要的結果，結果是要可持續發展。幾次場合創辦人曾說，她最想做的事是針對社會結構問題產生的議題或政府不當政策作調查研究，透過玆根在當地建設示範點，並據此寫研究報告以供政府政策參考或提供社會大眾關注。取徑不走抗議，也不能走，建設示範點也是某種倡導取徑。例如滋根已針對政府於農村撤點併校政策做過一系列調查報告並持續關注，並於滋根駐在點投入村校示範點的建設，要以證明撤點併校的結果相對於投入村校發展是弊大於利。另滋根也有學者長期關注農民工移動背景下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並據此做過報告，行動方面民工中心則試圖與打工子弟學校作教育方面的合作。這種種行動說明滋根其實針對性的以在地的姿態去反映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影響下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政府作出不當政策後衍生的社會問題。而滋根同時也以跟其他草根組織的連結來進行對問題的回應。再者，另一項計劃，將滋根作為一溝通兩個不同世界的平台，招募實習生及志願者，讓更多的人去認識社會的底層以及農村具體面臨問題，也在磨練當中學習滋根對這些問題的角度與看法，並有機會產生更大的連結。這樣的計劃極具理想性，但也在實踐過程中發揮影響力，特別是大學生。不少大學生透過親身參與，認知現實問題，並於做事過程中產生更多困惑，卻也感受意義所在。再則，農民工社區常與滋根接觸的建築工師傅或蟻族群體，或多或少長期接觸滋根工作人員的想法，而農村的村級幹部或項目對象群體，甚至常被滋根工作人員找來商量或合作的一些地方官等等，我相信其作為公民意識不斷在這長期接觸參與的過程中隱微的慢慢培養起來。然而大環境的現實制約還是非常強，鮮少任何的社會參與行動便足可見。我感到，曾跟滋根接觸的人群漸有公眾意識的產生，然而大家都知道社會現實是怎麼一回事，卻鮮少有勇氣去進行任何微小的行動，反而是批評了以後，繼續為了求生存過自己的日子。不少大學生也不例外，彷彿作公益是一回事，認識社會現實問題是一回事，最後還是得去考個公務員什麼的。

Nov-Report:Forward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Huei-Jen Lin

November is the last month for me staying in Zigen, and officially there were in fact only two weeks left. As being involving with the village work in Hebei Qinglong over than six months and being getting into those circumstances within the social issues of urban-rural divide for nearly one year, I suddenly realize that time is far from enough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which the work I feel just being started. Thus within these two weeks (from the last third part of October) I arranged a pretty tight schedule and got a big pressure of thinking that how to give all these tasks a short ending. My director and colleagues can therefore take over these cases easily.




It never ends if you think in this way—project thinking vs. thinking of empowerment

As mentioned before, my main task in villages for six months was doing pre-investigation and project design and implementing. There were about three main projects I was working on: trying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 a women handcrafted group in Hua Guo Shan village , to develop school courses with home resource in Hua Guo Shan school, and organizing thematic courses which input living education onto the normal subjects as a base of education reform in order to influence teachers of MaZhangZi school.

Comparing to all the projects that the Qinglong director Mr. Li has to handle, these three projects are not much but been treated as the important experiments. I appreciated that Mr. Li confidently let me to try it, and meanwhile I felt that we have common goal that he turns his concern from “aid” to “support” people. Thus although each project has been designed to display its concrete outcome in terms of the evaluated result target, the project itself should be done in time but the work of doing on people must be operated for a long-term period. In the office, a colleague had doubted that such kind of project design like to organize women for being a handcrafted group or to cooperate teaching in order to influence village teachers which is inefficient. He doubted that Zigen spent much money and even set a working staff into villages for months but just for accomplishing such small projects. Isn't it inefficient and even more risky if the working staff can't stand in village so long? He thought that project design should be more practical and easily implemented, for example in regarding to the above cases, to fund the village women who have problem for running business or to give a training for village teachers so that to influence them directly. Moreover, the founding should be distributed to people who have problem for the basic need but not for the unstable work of group-capacity building and expecting them to develop the villages.

What his query is actually touching with several layers of questions in regarding to working strategies and thoughts: what specific target is Zigen's funding oriented for? need based substance or capacity? What does it mean the “basic need”? Which kind of strategic thinking does Zigen tend to operate? project thinking or the thinking of empowerment? And in this case,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empowerment behind ? Likewise, what role of Zigen workers can take part in and how long they can stand for it?

Zigen in transitioning: from “aid” and “charity” oriented to “development” and “advocacy” oriented

On the occasion of Zigen's annul convention in 2010, the founder had not only once talked that Zigen has necessary to be reformed: the organization which locates in China has to be stronger and should have ability to solicit for funds by itself .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main donor of Chinese Zigen, American Zigen foundation, may turn its concern from China to Africa or Middle America since the China's economy is getting well developing. Apart from this, the problem that Zigen face nowadays about the social and welfare development inside of China has been processed complicated and different from those days of facing problems of starvation. By being walking for twenty years, Zigen should be aware to change its role in the rur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o adjust its strategy for better and independently operating the fundings. Thus, in the past, most of Zigen's cases were operated by means of projects, so the working staffs could just stay in Beijing or outside of China and remote controlled the correspondents in villages for the concrete project implementing. Also, at that time, the projects are more about supply of basic substances, like funding to children with scholarship, school desks and chairs, well, toilet and heating..etc. As the organiz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Beijing in 2005 and the suboffices sequentially were built up too in the counties where projects were in process, the content of projects had been more developed diversely. Several independent projects have been coming out, like the project of promoting reading and the project of teacher training (RTT: Research Teacher Training) in which those are independently donated by the different big donors from HongKong and Taiwan. Moreover, some several hardware projects for villages are getting integrated into a project group called “One school one village” in order to combine the school and village building work for a better development.

By observing the transition of the contents of projects, it shows that the Zigen is turning its focus from the supply of substance to the capacity building, which is also much close to what Zigen originally aims: development based in human centered and in sustainability. Therefore, though all the works are still in processing by means of projects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s themselves have been starting with the community work and capacity building, and the time-limit of projects are setting longer. For example, the Zigen's establishment of migrant worker community center is actually a big and long-term project. The Zigen staffs there operate it by means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work.

Heard from the founder Ms. Pat Yang said, what she now is really willing to do is to work out some models of rural development or of migrant worker community in cities by addressing to the social issues and meanwhile work on the related research reports that could be the references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dvocacy to the social public. Addressing to the issue against the governmental policy of “merging village schools” is the actual case which has been present in recent years.

Project thinking vs. thinking of empowerment
Regarding to the query of this colleague, we had a rather long discussion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Mr. Li in the Qinglong office. Mr. Li pointed out that thi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oject thinking and the thinking of empower people. How this colleague had this kind of query was just because he perceived the village work in perspective of project thinking. With project thinking behind, you will design that what kind of project could efficiently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people have and directly give the help to people's need. Then spending the less time and the less cost to realize the best accomplishment will be the priority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However, Mr. Li reaffirmed that what his main concern is working on people, not on the project. For him, the project is just like an instrument, which promotes the job on organizing people much easier and contributes to the job itself. It is much important to work on people that to do education for people to have common knowledges about issues of environment, women, health care and schooling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Likewise, it's also important to organize people for the community or group work in order to foster people's public sense and sense of action to their living life. This is how he thought about the empowerment. People need to be empowered and their capacities need to be discovered and developed, so the villages they live would be much possible to be build up but not to be aid.

With five-year working experiences in Zigen, Mr. Li talked about how many projects which had implemented to villages had indeed improved the villagers' living environment, but were always repeatedly aid year by year without muc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real contribution was the case of cooperation business of Da-Sen Dian village. This case was that Zigen supported for five years and made people organize themselves as a team in dealing with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of fruit farm and also established the collective cooperation for running the business of fruit products. After Zigen withdrew it, the villagers still can run the cooperation well so far. This relatively successful case gave him confidence to believe the importance of empowerment work.

However, comparing to working on the things, working on people is not an easy job. Indeed, it took longer time and much cost (especially for working staff's time and effort) if you work on projects with the thinking of empowerment, not with project thinking. Also, it contains high risk that you couldn't be sure whether people can be organized or go the direction where you wish to. Those efforts and works couldn't be easily evaluated by the standard of project-procedure and result ed targets as well as the most international NGOs or governments use. That's also the reason why some of Mr. Li's projects are easily criticized by the other Zigen partners when the outcome of projects couldn't be clearly displayed. It needs another standard of working procedure and staged results for evaluation which will be more proper to the working way of grass-root organization.

To organize people for what? What's the strategical idea behind the “empowerment”?
All those groups or associations organized by villagers within villages of Qinglong county were promoted and supported by Mr. Li, the director of Zigen Qinglong office. Many of those groups were established by Zigen's addressing to the issue-targeted group, like the women school (group), association of elders, parents school (group), and peasant groups (technical association or coope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However, Mr. Li sometimes pours out his questions about what for? to organize people, or organizing people and then? It's because that many of these groups didn't really work out or well, except for the one cooperation in DaSenDian village.

Many of them were finally established as a result that the leaders inside of villages were discovered and with passion to stand out under the Zigen's supporting. For example, in the association of elders, they think that they lack of cultural life,so they are willing to organze some cultural events. As for the women school, they would like to run cooperation for developing business together, or to organize some entertaining activities for the festivals. However, the groups are usually scattered by each person's living reality of hardship or original living habits. Also most of leaders of the groups don't really know how to run the group and how to apply projects to Zigen's funding. It seems like those groups lack a stronger purpose of group itself that directly reaches to their urgent need from the living reality. For the most villagers at the present situation, how to survive with enough wealth for going on a better life seems to be the priority to be concerned. For the leaders who are enthusiastic on the public affairs,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running group is the premise that they should be provided. However, without Zigen working staff of settling in villages for the long-term working with the groups, it seems not so easy to make out. Like the cooperation of DaSenDian village, it took about three years for Zigen workers cultivated there and then could be worked out.

Empowerment, is not the idealistic phrase anymore when encountering with the local reality. Deep into the power structure of villages you will find its complicat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interference by we, the outward ideas addressing social issues or theories of capacity building. However, for a Zigen staff, if with understanding of power relations within villages, and the knowing of exerting self's role as an outsider, and with the clear mind that which direction you are going to empower people to and which context group building can reach villagers' need in reality, the work of empowerment is possible.

Every ending story is starting off another journey
The day before heading back to Beijing, I was just staying in MaZhangZi village and trying to arrange the thematic courses for teachers of 6 grade to follow up, teaching and working with students for making out a project about a self-made Ping-Pong table. Thinking back those days of staying there, it was just like to set some roles and starting a story. But to start to negotiate with teachers about my idea of making Ping-Pong table and to organize them and courses were the most difficult parts. Till now, once I remembered of these scenes, can't stop feel funny. It was always like that I was talking about my idea that how to combine the courses so that teachers in their professional can teach students what knowledges students need for making a Ping-Pong table. After listening my idea, teachers started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They were always discussing that they should use what kind of materials for making a Ping-Pong table which will be cheaper, and maybe to find a bricklayer which will save more trouble. Teachers were enthusiastic of making a Ping-Pong table but seemed that they were not interested in their course application. In their discussion, there was nothing being talked which was related to students. During the long process, I was trying to make all teachers understand what's my intention and what's the significance to the education reform if they want to do this. The thematic courses finally were arranged and started. The story ends a bit for my withdrawing of this role, but is going on another journey for those teachers their roles taking part in.

Oct Report :跟著人流,也緊鑼密鼓一個月的城鄉穿梭(上)

By Huei-Jen Lin
十一,在中國是個大節。為期七天的假期,除了是傳統意義上隨著官方大肆起舞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辰,還擁有現代意義上政府為刺激民間旅遊消費的效果,另外就是為數不少的農民在這段收秋時節過後,陸陸續續返回城裡,繼續打零工的日子。聽起來像是短短幾天各地活動熱鬧的場景,然放在中國人多擁擠的社會情境裡,卻揭露人們迫切決定返鄉又離鄉的在巨大人流匆匆間的掙扎。現今的中國,不少在外工作的人只是趁這段假期,從北京硬擠著火車回到南方老家看看為老父母扶養的孩子；也不乏一些下層中產階級攜家帶小的甘於大排長龍地搭上火車,也要一看未曾謀面的北京究竟；還有不得不返家幫忙收秋的農民工,呈現比春節略小規模的大包小包擠上車景象。我長期駐點的花果山村一時間多了不少男壯丁,穿梭在即將泛黃的玉米田裡。未滿十八的青少年也從鄰近打工的縣城回來,騎著震天價響的摩托車呼嘯而過。一片原本寧靜而凋敝的農村突然刺耳地喧囂起來。我短暫地想像,農村將缺的那一腳拿回來終究會是什麼樣子。人為何要走?遷移的理由再不只是求溫飽等飢餓問題了,而是農村是否得以提供發展機會的榮景;也不僅止於農村發展經濟的問題了,而是人們想由鄉村人變都市人的現代化憧憬。
隨今年度項目時程的壓力與在滋根實習期將盡的緊迫感,一下子把一整個月排得滿滿。月初到山西石樓項目點為期一個禮拜的考察,月中回北京參加新教育論壇以及農村草根 NGOs研討會,下旬則返回河北青龍,繼續趕未完成的項目進度。適逢十一,我也跟著人流,體驗那種離鄉返鄉看親戚的心情。可惜在中國,我沒有家。然十八天的奔波,有五天在擠迫的車潮中迴盪城鄉,雖無能理解返鄉的心緒,卻十分體會那種掙扎離根的漂泊感,在第二三代沾染都市習氣的打工族群們尤顯可見。

山西石樓。小蒜。教鵬焉。田家岔。轉角。
---越偏遠越被遺忘的境地

圖3:黃河邊上轉角小學

滋根北方的項目點,除了河北的青龍縣,再來就是山西的石樓縣。市縣分佈,比青龍更加偏遠；從北京搭了四小時的動車到太原,再從太原搭近一小時的車到汽車站,再搭四小時的長途汽車到石樓。如果是一般民工搭的硬坐火車,得十二小時以上才到太原,到太原還不一定有車到石樓,因最晚是下午三點半的班車,因此整體從北京回老家石樓恐怕要耗上一天半以上的時間。無怪在北京民工中心認識的山西民工,幾年才回老家一趟了。
從太原深入石樓,路途相對顛簸,轉了幾回山路,面貌從十分難看的坑坑洞洞的礦場進入零零落落相對原始的磚土窯洞。彷似普通話的山西土話在搖晃的車間低聲地流竄,我再次從青龍話的高聲高調進入另一陌生語言的適應期,恍然忽覺在分割許多國家的歐洲大陸上遊蕩,和那種類似從德國邊境不到五小時就進入波蘭的歧異感相仿而生。
石樓縣城,相較全面拆除快速發展的河北青龍縣城,尚處於半待開發的狀態。城市化的規模小,入夜後的靜寂彷彿迅速回歸鄉野杳無人跡的生氣。再由山西項目負責人帶我走訪的幾個滋根做項目的村校,其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落後於青龍作項目的村校可見一般。除卻普遍支持貧困學生就學的助學金方案雷同外,在這樣不同的經濟發展基礎上,北方兩地發展的項目方向與內容便呈現因地制宜的相異特點。
小蒜、教鵬焉、田家岔與轉角是滋根在石樓集中支持做一校一村項目群的村莊與學校,其他石樓縣較為貧困的地方僅透過資助貧困生就學的助學金支持。這四個村校也基本落在整個小蒜鄉鎮轄蓋的範圍,想是考慮項目執行的方便與效率。自石樓一早發出的班車,同一條路上, 小蒜、教鵬焉、田家岔與轉角,是一個比一個遠,路是一段比一段差,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兩個半小時、四個小時。到了轉角,已是遠在黃河邊上,泥黃的濁水不出國中時代地理課對黃河的想像,只是大而寧靜的氣氛卻是當下才得以擁抱的權利。河邊上的轉角小學目前是二十多名學生透過滋根支持而保留的村校。2007年在撤點併校政策的浪潮中是個計劃中被撤的學校,卻因位置過於偏僻,一旦被撤家長負擔教育成本壓力大,而在滋根支持與建議下勉強保留下來。(有興趣可看滋根紀錄片:沒有五年級)。如今2011年,兩個班,曩括學前班至六年級,而學前班只剩一名才三歲的小孩(根本不到年齡,只因父親外出打工,家裡沒人照顧,而只好讓五年級的表姊帶著上學)。老師走了一個,只剩一名校長和一名中年教師。因為學生人數過少以及缺師資的情況下,轉角小學再次面臨將被撤校的危機。滋根項目負責人與當地校長目前急得到處找老師填補。曾經滋根支持的七所村校,被撤得只剩兩所: 轉角與田家岔。距離轉角一個半小時車程的田家岔小學,情況好些,三個班囊括四十多名學生,自學前班到六年級。學前班就有十一個小孩。四個老師中兩個老師卻是一個由滋根實習生擔任,另一個由滋根出錢請來的老師。教育局依學生名額給教師名額編制的規定,不知是反映當前偏鄉教師師資的不足,還是政策的謬誤,總之成了村校蕭條的幫兇,而又得理撤校以集中資源。其他被撤併的學校學生必須路迢迢地寄宿到教鵬焉與小蒜等中心校就讀。滋根不得不因此同時關注中心校學生寄宿的生活條件與心理問題。教育局集中資源進行素質教育的政策結果卻未讓學生真的有較富足的生活條件,寄宿配套資源的缺失反而衍生更多問題,素質教育的進行仍在應試教育的遊戲規則之下。試想,轉角小學一旦被撤,學生要如何到車程兩個多小時的中心校就讀?年齡小的孩子該如何進行生活自理? 一些父母的不放心只好將家遷至鄉鎮住下的現象與撤點併校的結果脫離不了關係。
清晨五點的轉角,河岸微吐寒意的霧嵐擴散整個荒涼的街道,一群趕集的農民包括我在村書記家前等著往縣城方向的班車。對面的窯洞還刻著供銷合作社學習雷鋒精神等紅字,早已頹圯的木窗口還張口說著當時賣糧油賣布的榮景。項目負責人告訴我,十多年前這街上都還滿滿是人,曾經它也是周遭鄉村趕集的中心。即便後來不再成為中心了,陳年的老習慣促使大家默認地來此聚集,偶爾一塊換菸抽菸、下下棋、聊聊天。到現在是人越來越少了,後來沒有了。
圖4:轉角村已沒落的供銷社

策略異同: 石樓項目vs.青龍項目
同樣是滋根新策略一校一村的大框架下,在石樓的項目點方向主要是學校教育,內容是學校基礎設施及基本師資的支持,並進一步針對石樓教育政策環境下提出反對撤點併校與支持幼兒免費教育的調研與政策倡導。於村則主要透過職業技術培訓、城鄉文化活動與醫療活動等交流,促進城鄉資源的聯繫。而在青龍,方向則是走學校課程改善,由學校面向家長面向村,進而走成人教育。內容除重點式學校基礎設施(廁所、喝水、午餐改善、取暖),多了需軟硬件同時設計並配合改善學校課程的數位設備如照相機、電腦、打印機、網路等,成立家長學校、婦女學校、老人協會、成人教育學校等,並於村在各項組織教育活動的基礎上添置所需的硬件設備。
以社區培力理論角度看,青龍項目策略顯然先進一些,但放在兩地經濟發展程度與城鄉接觸程度的異同的脈絡下,其實兩地項目因地制宜、各有取捨,石樓項目發展必然相對基礎些。再則,如之前文章所提,這些項目策略也與地方項目點負責人的行事風格與策略思路有極大關係。包含整體項目目標策略、項目設計與硬件投資策略、項目合同與誰簽與誰談判的策略、項目執行策略等等,這些由於與項目受助方動態互動而實有修整,看來令人眼花撩亂十分複雜,但背後實質原則仍有脈絡可循。如青龍項目目標策略背後思路是個透過組織與教育發展農村的思維,以期透過組織培養人、教育人,進而自發組織活動。石樓項目目標策略其背後思路則是組織活動與城鄉交流思維,透過無論是滋根主導或地方主導大大小小等活動,一方讓學校及城鄉團體練習組織活動的經驗,一方透過這些活動宣傳與效果凝聚城鄉團體以及彼此的交流與了解。就硬件投資除卻基礎設施方面,青龍項目設計經常希望透過硬件投資來誘發或交換軟件活動的進行。如給一台電腦就希望有相應的電腦課程;而石樓項目則以照顧整體或活動為需求,希冀硬件投資完善環境,提升文化或活動品質氛圍。如寧願投資校園綠化而非提供電腦網絡。就項目合同簽署方面,青龍斟酌各別針對性的項目設計與地方關係互動,彈性與縣教育局、鄉總校、村委或學校簽署；而石樓則因城鄉活動交流頻繁,與縣相關教育局、老促會婦工委、縣婦聯等關係良好,因此項目設計上往往由滋根主導統籌計畫, 與縣教育體育局簽署合同,透過縣教育局許可下行使權力要求由縣組織等團體與當地村委配合。這整個是由項目目標策略背後的思維不同,因而導向諸多項目設計內容、規模、交涉等方法也有所不同。

走進農村,送文化下鄉的郝局長

九號最後一次由滋根支持的石樓城鄉文化交流系列活動將在田家岔小學舉行。前一天傍晚石樓縣城下起了大雨,我和項目負責人走進了縣教育局老促會婦工委郝局長的家。她是老人與婦女文藝隊的主要組織者,也是這次文化交流活動代表城下鄉交流的主力。進門她一親切的微笑,讓人忘了她的年紀與身分,很難得這樣近六十的女人仍舊維持落落的風采,使人印象深刻。時間晚上七八點,在有點鄉下的石樓縣城算晚,她仍不時地跟各方包括舞台、音響、自己表演的人聯繫確認是否到位,一方又跟我們談論天氣的問題。再看看吧!怎麼看?我們擔心明天的天氣要是像今晚怎麼辦?地方可不是像縣城隨處可遷至任何一棟樓遮風避雨。田家岔,一個距離縣城兩個半小時車程的土窯洞村落。雨勢大點,可能窯子都崩了,路也會爛掉。我們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只能消極地以僥倖心態希望老天手下留情。最壞的打算,就是取消或延期。時光於是在彼此嗑著紅棗的話語間蕩漾,談著老促會組織人與做事的難題,也談著如何推著村裡組織活動的困難,我一旁時有離神地,一面消化山西土話,一面為這樣的氛圍所感動:許多社區或團體組建工作應該是這樣談出來的,言談之間有著對當地對組織團體的感情,人跟人之間關係的感情。這是往往一些太要求制度化或高度項目量化取向的大型NGOs所缺乏的。
九號清晨六點,仍舊陰雨,只是雨勢變小,進入了抉擇的尷尬狀態。還是走吧,仍是抱持著可能之後雨會停的希望。表演地點則由學校廣場改至道邊的戲台。起碼,中途有雨,可拉棚子連接戲台與窯洞上邊。文藝隊與舞台工作人員包了班車(不是遊覽車喔)下鄉,項目負責人還從前天晚上到清晨對班車司機千叮萬囑地叫他不要半路拉人上車,因為現在是包車,不是班車。
等車子接近田家岔時,無雨,天空逐漸明朗起來,接著一陣歡呼。
隆重的嗩吶聲自遠而近,村裡的秧歌隊領班轉著紅傘踩著秧歌舞步打頭陣,城裡下來的婦女文藝隊即刻手拿袖扇以秧歌舞步踩踏相迎,後來融合成一整個陣勢,彷彿原先就走一塊兒的,開場頗有大喜慶味兒。頓時,我感到城鄉互動激盪出傳統文化的力量,雖然都是一群老人。
城鄉文化交流,有其意義性。信息閉塞的村莊,有多少村民能親眼享受城裡來的表演,有多少機會能被鼓舞基本上離城裡的文化不遠,更有多少驕傲是村裡的表演亦能走上檯面。城裡的長官以及文藝隊若不下鄉,能否明白村裡的現狀,理解鄉村有其同源的傳統文化精神。這樣的項目設計,姑且不論宣傳的價值,實質卻凸顯”互見”的意義。在項目的總結報告裡,可能就僅是說明了舉辦一次成功圓滿的活動,實質卻有很多價值是無法被評估出來的。我不禁質疑項目思維取向的NGOs與樂見正面評估結果的捐款人,這些草根細微的努力與精神是否能被承認。(待續)

圖7:田家岔小學學前班+一年級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