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房外（七）西奈半島的沙漠弦歌～El Arish的貝都因人

除了沙漠觀光的餘興節目，埃及正式場合鮮少聽到貝都因音樂。這群無ID、不賦稅、來去無蹤的遊牧民族，是「尼羅河流域」官員的頭痛份子，更是警察的眼中釘。

倒點咖啡親愛的，咱喝一杯
再次坐下，聊聊過去
阿拉伯豆，我們知悉
千萬別說「來杯卡布奇諾」
再多倒點親愛的，再多倒點

用木杵磨豆，表親就來訪
承襲祖父的方法，我們將傳給兒孫
再多倒點親愛的，再多倒點

別再為敵
輕鬆對坐，就已足夠
阿拉伯豆，產自西奈
是治癒我族累累傷痕的好藥方
再多倒點親愛的，再多倒點

（節錄Bedouin Jerry Can專輯「Coffee Time」～Black Coffee）

「Bedouin Jerry Can」～這個以沙漠為家的貝都因樂團，2008年受邀至英國的「Womad Festival」表演時，卻有一半團員無法成行，原因是沒有身分證，當然也遑論護照；不過，若牙齒恆健者仍可到開羅進行齒齡檢測，勉強通過簽證一關，但傳奇老詩人Soliman Agmaan就沒那幸運了，甜咖啡、甜茶早將他一口牙蛀光，失去驗明證身的最後機會，只能徒呼負負，留守帳篷。

沙漠雄鷹～貝都因人

這羣戶籍上身分不明的沙漠遊民正是貝都因人（Bedouin ），不僅是最早居住在阿拉伯半島的民族，也是後來構成伊斯蘭文化的基礎；散居在荒漠、綠洲、丘陵等邊緣地帶，廣布於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亞等，即使今日政治上已歸屬不同國家，傳統的氏族組織仍有高度的凝聚力。

「我發誓我伸手什麼也看不見，那貝都因人卻在黑暗中抓住毒蛇，丟到帳篷外。」曾在沙漠服役的朋友Ahmed，栩栩如生地敘述與這群沙漠人共處的經驗：絕佳的視力、敏銳的嗅覺、精準的槍法、以及不可思議的方向辨識，在沙漠生活了千年的貝都因人，至今仍保留在原始自然中的生存能力，Ahmed的結論是「沒有人比他們更瞭解沙漠！」

以駱駝為騎、帳篷為居、咖啡為飲、牲畜為食，除了逐水草而居，古貝都因人也以商道嚮導聞名；血緣關係組成的命運共同體，重子嗣繼承，推崇忠誠和榮譽的價值，各方酋長以不成文的部落法「Urf」來維繫秩序、調解紛爭，一旦部落間有利益衝突、強劫怨懟，不惜以血洗報復，古代著名的白蘇斯事件，即一方酋長射死對方部落的母駱駝，便引發40年的部落仇殺；直到穆翰默德創伊斯蘭教，在麥地那建立了集宗教、政治、軍隊、經濟為一體的烏瑪社團（Al-Ummah），信仰認同取代了血緣結盟，才結束無止無盡的血族報復，逐步邁向伊斯蘭的黃金時期，烏瑪也成為日後伊斯蘭神權國家的雛形。

沙漠原音～Bedouin Jerry Can

Bedouin Jerry Can樂團來自西奈北部地中海沿岸的El Arish鎮，背山面海，2003年由Zacaria Ibrahim所召集創立，並發行「Coffee Time」專輯；貝都因的音樂裡，詩人與說書人有重要地位，自由吟誦的詩歌通常記載貝都因人幾世紀以來集體遊牧遷徙的記憶，甚至可溯源前伊斯蘭時期，除了開墾的故事外，駱駝的寓言、對偷羊賊的警告、單戀的相思、遣信的沙漠郵差、迎賓好客等生活相關事物，也是歌謠敘述的主要內容。

Bedouin Jerry Can所使用的旋律樂器有Magroona（雙排簧管）、 Ney（笛） 、Rababa（單弦拉弦樂器）、Simsimiyya（五弦里拉琴），音樂進行多以Maqum音階為主；由於沙漠資源有限，使用的樂器也就近取材，任何物品只要可以發出相對高低頻的「Tak」、「Dum」聲音，即可充當現成的打擊，少數職業樂手（通常以婚禮演奏為主）才會專程到城鎮買Tabla手鼓。表達的形式從清唱、單件樂器伴奏、到合奏皆有，例如詩歌吟誦通常僅以一件Rababa弦樂器為伴奏，婚禮或祝賀則以合奏為主。

出國演出對這羣牧民音樂家似乎特別困難，除了前述身分認證問題外，就地取材的傳統也無意構成了麻煩，Bedouin Jerry Can將1967年以色列六日戰爭所遺留在沙漠的油桶和彈藥盒作為打擊樂器，這敏感的「軍事用品」，不論出境或入境，總是引起航檢人員的高度戒備，油桶的中間與邊緣可發出二到三種不同的音頻共鳴，彈藥盒則以鼓棒在盒蓋上敲打，取其脆薄細碎的音色；即便如此，音樂家們不免要費一番口舌、 甚至最後來上一段現場即席演奏，證明此言非假。

Bedouin Jerry Can的團員，分居沙漠與城鎮，最遠相隔三小時車程，卻仍不減彼此距離，曾任職公立樂團的團員Mohamed說，大家仍是隨傳隨到，且常在一起聚會，話鋒一轉：「這比我之前的樂團好多了！」他提到公立樂團指派的manager經常放任團員不管，尤其國外的受邀展演，成為公務員變相的私人觀光。Mohamed心寒的說，那我們藝術呢？曲目編排呢？舞蹈訓練呢？他難掩怒氣指出，政府壓根不在乎我們，只拿貝都因到國外兜售，沒有文化，沒有眼光，沒有尊重。

革命是革埃及警察的命～西奈半島的恐怖平衡

可悲的是，這一連串的「沒有」可以繼續延伸到貝都因社會裡：沒有建設，沒有工作，沒有平等；長期以來，半島上的貝都因人與埃及政府緊張對峙，尤以北部區域為甚，El Arish是北西奈首府，距離加薩走廊邊境Rafah約48公里，在這亞非要衝之地，貝都因人掙扎於戰爭、貧窮與族群現代化的轉型，過去五年來更捲入恐怖主義與以巴之間的是非，主要的癥結點來自於：

一、經濟貧困與非法走私

挖掘地道與走私運輸是支撐這塊貧脊之地最主要的「產業」，2007年以埃聯手封鎖哈馬斯佔領的加薩走廊，更助長這項已持續20年的地下經濟活動，基礎民生建設缺乏、旅遊發展資源不均、運河計畫停擺，迫使當地貝都因人鋌而走險，為自己尋找生存之路。

這項非法「亞非貿易」有多興盛呢？粗估每個月營業額不下於25萬埃鎊（150萬台幣），略計1400條地道，運送物資從武器、毒品、汽車、民生用品到賣春的東歐女子皆有，相關的僱員有司機、包裝管理員、載貨員。走私地道對以色列猶如芒刺在背，無非形同哈馬斯的火藥庫，在強烈要求下，埃及動用大批警力追緝壓制，過去幾年因走私罪名已拘捕上千名貝都因人，種下貝都因與埃及政府衝突的禍根。5月28日埃及永久開放加薩邊界Rafah，暫時削弱走私業的需求，然經濟問題仍迫在眉睫。

二、部落主義與國家認同

地道能做的不僅是非法商業貿易，六月初，加薩走廊的貝都因人由地道越境埃及，殺了一位埃及貝都因，事成立即循原路折返；同一星期，El Arish也發生部落之間的綁架事件；基於牧民自衛的傳統和廉價易得的武器，私槍氾濫也是部族仇殺之外的安全隱憂，這讓北西奈形同國家安全的真空地帶。

「我不在乎誰來管我們，不論是誰，他有他的法，我有我的規。」Ismail，來自北西奈最大的Remeilat部落， 說出多數貝都因人的想法。對他們來說，傳統部落法「Urf」比起遠在天邊的埃及國家安全法來得實際，許多爭執在第一時間已藉由酋長的協調而化解，在沙漠區域被搶劫的商人，求助當地酋長比上法庭或找警察效率快得多，貝都因聚落是某種程度的「民族自治區」。

身分證的空缺亦成為高度懷疑與恐怖組織來往的理由：「誰知道你是巴勒斯坦的貝都因還是埃及的貝都因？」以致，一方面受到政府的歧視忽略，生活陷入貧困，一方面又因政府打擊走私備受刁難，警察經常藉故拘捕無辜的親人，間接逼迫走私者自首，此作法引起貝都因人極度憤怒；今年二月份，警察局和崗哨成為革命的直接對象，一名貝都因人憤憤說道：「如果他們敢回來，我就殺了他們！」長年積怨，即使目前多數警力已撤出解散，仍時常傳出軍警被槍殺陳屍大街的新聞，可見彼此敵對仇視的程度。

對埃及政府而言，貝都因群落代表社會的離心勢力，臨時總理Essam Sharaf革命後親訪El Arish，北西奈新任長官Abdel Wahab Mabrouk也說政府已調整策略：「我們不是來管理他們，而是與他們合作。」不論官方釋出何種善意，輸往以色列、約旦的天然氣管還是接二連三的爆炸（那可疑的貝都因人），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也已趁勢滲透該地（那可怕的貝都因人），未來情勢令人堪憂。

聖地，註定以兵戎相見；遊牧詩歌，仍在桀驁不馴的血液流淌；唯有沙漠雄鷹的音調，會引駱駝步蹄前來，沙漠的風，颼颼呼嘯。

琴房外（六）Zar~女性療癒的出口

Zar這個課題，無疑是女性的；寫起Zar，就像掀開一只禁忌的盒子。在埃及，伊斯蘭符咒將成群的精靈鎖在錦盒裡，無見天日的異教信仰，只能暗地在人們耳語中流傳。

女性專屬的靈癒儀式
Zar是一種透過神靈力量來治療女性心理疾病的儀式，並以音樂、舞蹈、獻祭等方式與其連結。據傳最初源自東非衣索比亞一帶，十八世紀經由蘇丹奴隸流傳至埃及。Zar字義來源眾說紛紜，學者John Walker認為這是從北伊朗的城鎮「zara」字面延伸而來，或是阿拉伯字意中的造訪「Zeyarah」，即人被神靈附身造訪之意；也有學者Dacdonald和 Klumzenjer主張是由衣索比亞而來。

作為一種儀式，Zar的特殊性在於：第一、從儀式主持者到病患皆為女性，男性僅是從旁輔助的角色，是伊斯蘭社會少見的女性專屬空間。第二、前來求診的女性病患，主要求助解決低潮、焦慮、沮喪、恐懼等心理疾病，而非身體物理性的創傷或重症。第三、治療的管道是透過不可見的神靈附身給予力量，被視為有效解決心理問題的最後手段。



信仰內容與儀式過程
Zar信仰者認為，情緒困擾的病因來自低階的動物靈或惡靈的干擾，藉由Zar儀式可迎來更強大的靈，讓患者回歸內心的平靜。Zar儀式通常要求絕對的隱密，參與者除了儀式領導者（稱為Sheikha）、病患、病患家屬、音樂家以外，閒雜人皆不得其門而入。Sheikha被認為是擁有與神靈溝通能力的媒介，是儀式中的主導角色，通常母女世代相傳；當病患求助時，她們會先取得其貼身物品（例如頭巾）放在枕頭下，經由夢境的解讀及貝殼的擲筊，來判斷患者可能的病症。Zar並無嚴格規定舉行的時間，唯有齋戒月（Ramadan）時尤其少見，因為人們相信此時根據神的旨意，所有的靈都將了無生氣；日常時則多選在週三與週六，也有在先知生日或依個別宗教事件而舉行。

儀式中，Sheikha的身體隨時準備成為神靈附著的載體，每一種靈有所屬的節奏和樂曲，附著上身後會顯現不同的舞蹈旋轉，Zar主要信仰的神靈有三種：身著華服、手執寶劍的穆斯林靈中之王「耀拉貝」（Yawra Bey）；嬰靈「拉蒄莎女士」（Lady Racosha）；以及耶教徒的領導靈「赤色德印」（The Red Djinn）。Sheikha必須分辨來者何靈，並不斷大聲呼喊其名，因為有時會同時召來好幾位神靈。為了取悅神靈，也依照病患個別案例決定動物獻祭種類，大多以雞、鴿子、羊、駱駝為主。據稱，有時基督靈還會要求香蕉、蘋果或威士忌，穆斯林靈則多要求咖啡粉或豆子。

儀式開始，祭壇點燃蠟燭，淺盤盛有花生、乾果等祭品，Sheikha環繞四周，將Bakhoor薰香佈滿房間、芳味襲人，為淨化的象徵之一；身著傳統Jalabiya服飾的病患們位於中央，此時以Sheikha為首的音樂家們開始演奏，由Kawala笛或Tanbura琴開啟自由前奏，逐漸加入手鼓、鈴鼓、指鈸等打擊樂器，病患身體開始左右搖擺、進入恍神意識，10分鐘後節奏漸次促急，病患們呼吸愈顯急促，身體開始不由自主狂野的舞動，尾聲時鼓聲隆隆不絕於耳，聲震充斥整個房間，病患們最後呈現哭泣、倒地、昏眩或踉蹌不支等反應。

在精疲力竭的儀式後，有些病患的實際生活確實得到改善，例如從沮喪焦慮中脫離，或是順利懷孕、丈夫決定不娶另一個妻子等；若病症無法根除者，Sheikha會建議病患要留意日常的精神狀況，避免負面情緒引發舊疾，並透過持續不斷的參與zar儀式獲得緩解。

音樂特性與風格
儀式中，音樂就像一把通往第五度空間的鑰匙，尤其當主奏者Sheikha將自我意識掏空、被神靈貫注時，更是神靈能量的顯現之一。作為一個儀式催化的工具，Zar在聲音的組成上以打擊樂器的運用為主，例如鈴鼓（Riq）、手鼓（Mazhar）、指鈸(Kasat)、羊趾腰帶（Mangour）等，在隔絕的空間裡，拍打堆疊出憾人的震動，尤其儀式高潮時，音樂家將鼓面拋向空中、幾近甩鼓的方式，複音節奏頓時一湧而上，更讓參與者無所遁逃、置身情緒釋放的臨界點；而旋律樂器的Kawala短笛和Tanbura里拉琴，由序曲緩步鋪陳，或唱或答，是銜接這奇幻時空的重要橋樑。

Zar音樂風格的文化脈絡，大致可分為上埃及（埃及南部）、蘇丹以及Abu El Gheit，前二者可藉由領奏樂器與節奏來區分，例如Kawala短笛大多代表上埃及音樂，Tanbura則是蘇丹風格。值得一提的是Abu El Gheit，此為埃及的蘇菲音樂，贊念阿拉之名的歌，與Zar經過長期的融合後，不論是樂器、音樂旋律或身體搖晃的舞蹈動作，有互相影響的現象；有意思的是，Zar因邪教之姿備受排擠壓迫，然而在音樂中卻與伊斯蘭神聖的贊歌彼此交融滲透，頗值得一書。


Zar～宗教異端下的兩性平等議題
在埃及社會，Zar始終被斥為異端，並多指涉為低階層女性的迷信行為；從伊斯蘭的信仰角度看，這些異教徒的神靈與音樂，被視為撒旦在自然界的外顯，因此海灣國家直接在電視頻道上勸導婦女，即使有嚴重的情緒困擾也不應求助於Zar，尤其是原教旨主義者，時常中斷Zar儀式的進行，干擾恐嚇參與者，在各方不利因素下導致Zar至今已逐漸沒落，相較30年前每週一次的頻率，如今許多Sheikha一年僅舉行數次不等的儀式。社會對Zar的保守與排擠，也讓音樂內容面臨失傳的困境，與西非同性質的Gnawa當前處境相比，許多西方音樂家不僅前去取經並深受影響，尤其每年六月底於摩洛哥南部Essaouira舉行的「Gnawa World Music Festival」，更是該國年度最盛大的音樂節之一，成為在地的文化顯學。


除了宗教的分歧以外，這個社會如何看待女性的心裡疾病？女性的心理疾病脫離不了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許多人承認Zar是埃及女性在社會制約下的釋放空間，一個集體默認的情緒出口。儀式前的交談是團體的分享與支持，Sheikha的角色如同心理治療師，音樂舞蹈如同藥物，在有限的時空中將感官逼至極限，讓病患得以暫時遠離壓力來源、盡情宣泄，是一個有效的「醫療行為」；然而對於疾病背後的成因、社會賦予女性角色的期待與女性自主之間的關係為何，卻鮮見正視及討論。不論自覺與否，Zar在埃及社會的處境，顯示了社會中潛在的兩性平等問題，此絕非以信仰異端之名所能概括的。

琴房外（五之三）埃及社會的過敏原～Imbaba事件側記

話說埃及好不容易清除了盤據30年的惡性腫瘤後，新陳代謝加快，行氣頓時通達，然上星期意外刮來的一陣旋風，卻嚴重引發過敏宿疾，不只連打了好幾個噴嚏，還需補上一劑強心針。

這過敏原竟來自一個外遇的基督徒女性，她的穆斯林情人打了通電話到清真寺求援，宣稱他「太太」要從基督徒轉為伊斯蘭信仰，卻被教堂軟禁，於是500個人立刻帶著槍火石頭汽油彈、義憤填膺地圍堵教堂、叫囂放人，混亂中還一把火燒了兩個教堂；頗似台灣連續劇「霹靂火」的情節。

傳言一，這即刻動員的500人就是Salafists：埃及的原教旨主義份子、遜尼派與蘇菲派的眼中釘，每每被譏諷為「只懂得蓄長鬚和娶四個女人」的教派；穆巴拉克時期風幡不動，革命後卻如出穴狠辣的毒蛇。傳言二，這群滋事的暴徒是前穆巴拉克的支持者，蓄意製造社會衝突，造成人心惶惶，以緬懷舊朝歲月靜好的時光。

Imbaba，位於開羅西北，勞工階層社區，許多開羅基督徒群聚於此，三個街區中，就有五個教堂和四個英國聖公會。5月7日晚間，暴徒包圍傳聞軟禁女人的St.Mina教堂，隨即引爆基督徒與穆斯林之間的武力衝突，當天的攻擊對陣造成12人死，240人受傷，St.Mina和鄰近的The Virgin Mary被焚毀。

這觸目驚心的熊熊火光是國家分裂的一枚警訊，堪稱革命以來的最大危機。1月25日大革命所爭取的是自由、公義、平等的社會價值，此時眼見這個理想在教派衝突中搖搖欲墜。還記得革命時基督徒在解放廣場為禱告中的穆斯林守衛的畫面嗎？埃及人對此很是驕傲，這裡面有一種身為阿拉伯國家老大哥的氣度在，證明了在伊斯蘭信仰為主流的社會，也有包容開明與理性團結的一面；暗示了政教合一外，也有打開另一條活路的可能。

然而，在一連串死亡暴力的衝突中，不由得讓那比例僅占％10的基督徒，打上八百萬個問號。今年一月發生在Alexandria的教堂爆炸案（23死，97傷）；二月份11名基督徒在埃及中部Minya家中被殺害；三月份開羅南部村莊Soul被焚燒教堂（13死140受傷）；四月份在Minya的Abu Qurqas基督徒被攻擊（1死12傷），以及五月Imbaba甫發生的St.Mina、The Virgin Mary教堂被燒燬（12死，240傷）。

埃及的基督徒們憂心忡忡，人人自危，許多社區籌組自衛隊， 基督教團體聚集美國大使館前，要求更多的國際保護。一名抗議者灰心的說「長期以來我們備受歧視，他們根本想把我們趕出埃及，我能去哪裡？」

衝突隔日，牧師否認教堂內有任何女人被軟禁；軍方則立即表示捍衛國家安全的決心，任何滋事破壞團結者，一律以鐵腕重治；頗有大家長之姿的Muslim Brotherhood則斥責「伊斯蘭沒有這般的罪行」；而千夫所指的Salafists，當地教長Mohamed Ali否認他們與這樁暴力事件有任何關連，說伊斯蘭是不容傷害基督徒的，一切都是有心人激起的教派紛擾，還怒斥「不是每個蓄長鬚的男人都是Salafist！」以回應當時疑似有許多大鬍子男人在現場、進而影射Salafi涉及此事的傳聞。

事發後網路盛傳一位自稱是女主角的自白影片：已婚的女主角離開基督徒的丈夫與女兒，戀上穆斯林男子，卻被同鄉出賣洩露行蹤、以致被家人強制帶回，將她先後安置在教堂與修道院中，她澄清沒被虐待，只是禁止外出，她坦白想穆斯林情人結婚，離婚文件卻還擱置在法庭審理中，事發時她已不在現場，目前仍算是個基督徒------。Imbaba所隸屬的Giza區主教Filapoteer Gamil聽聞此事，直指女子說謊，說無人能證實她的身分是否真實，而且還沒離婚，根本不是什麼「穆斯林的太太」；Salafi教長Al-Shahhat說那穆斯林男子確實曾打電話求助，如果他們不聲援就顯得很卑鄙，又說如果一位基督徒女子想轉為穆斯林，理應離開她原先基督徒的丈夫；Al-Azhar教授Amna Nosseir則完全反對salafi教長之言，說此女子尚未離婚就展開另一段關係，是所有宗教都背棄譴責的，這位女性教授說：「保全國家，遠比保護任何女人來得重要；保全人類，遠比保護任何女人來得神聖！」

這個「拯救穆斯林」的霹靂火情節竟然如此輕易讓社會害病，然過敏歸過敏，整個埃及上下對此事倒是反應很快，紛紛在第一時間啓動免疫系統、減緩症狀。這星期因Imbaba衝突所舉行的會面、抗議、示威、靜坐、聲明不計其數；總理Essam Sharaf承諾30天內將新增一條平等的建築法規，以改善過往興建教堂比清真寺嚴苛的規章，並同時制定反歧視法；5月13日解放廣場的百萬人大遊行，定調為「國家統合日」，再度攜手喊口號、集體「壓壓驚」，遊行雖於兩個星期前策劃，然此時卻來得正是時候。啟人疑竇的是，如此類似的事件並非第一次發生，挑釁者仍繼續以含混不清的謠言得逞，看來埃及往後真要好好面對這個難纏的過敏原了。

琴房外（五之二）穆斯林的緊箍咒

「他們Fuck這個世界，也給它Fuck回去。」咖啡店裡與我鄰座的大學生Hassan如此一語概括 他對聖戰組織的感想。賓拉登被擊斃的隔天，開羅街頭熱鬧如昔，咖啡店人來人往，嗅不出緊張或憤慨。世界上最受爭議的穆斯林死了，而那繼任者Ayman al-Zawahry曾是埃及的內科醫師，住在Maadi，直到90年代中才離開，如今此地已是開羅外國人的大本營。

作為曾經啓蒙賓拉登的Muslim Brotherhood，自革命以來，埃及社會的大小事皆不曾缺席發言，當天即譴責美軍此項幾近「暗殺行刺」的行動，認為應該要有公平的審判；同時也 再次不厭其煩、重複過去十年來無數次的聲明：「伊斯蘭不等於恐怖主義，賓拉登不能代表所有的穆斯林。」

國營的金字塔報 Al-Ahram突顯了美國人在紐約世貿大樓前歡慶的畫面，對美國人來說，象徵著正義道德最終的勝利，再多的競選承諾也比不上這除之而後快的一槍，歐巴馬現在成為一只鞏固國家安全的保證書，一干伊斯蘭大老只能氣憤的在後面追罵美國怎麼可以如此草率海葬、漠視伊斯蘭信仰，多少幫賓拉登「討一點公道」，阿拉伯的人權律師忍住憤怒，針對國際人權法大書特書；這個措手不及，算是美 國回敬當年雙子星瞬間崩塌、那難以撫平的痛。

觀光是埃及的經濟命脈，恐怖攻擊讓埃及人氣惱，不僅重創產業也傷及無辜，許多埃及人認為賓拉登的作法很有問題，但同時也相信他其實沒那麼十惡不赦；另一家國營報紙Al-Akhbar指出大多數埃及人認為美國在大街上歡慶很不妥，此畫面會刺激更多穆斯林；許多伊斯蘭教長責咎賓拉登的做法導致美國有藉口進入阿富 汗和伊拉克，但殺了他只會讓蓋達組織更殘暴。

回教遜尼派的學術殿堂Al-Azhar僅譴責美軍海葬的程序有違信仰價 值，原教旨主義（Salafi）則公開讚揚賓拉登是「昂首光榮」死去的烈士，認為他的鮮血不會白留。5月4日，就賓拉登被擊斃消息後兩天，Al- Azhar和蘇菲派的領袖們，在Hussein清真寺前舉行抗議，強烈抨擊原教旨主義沾污了伊斯蘭。蘇菲長老Mohamed Ibrahim說原教旨主義只想把伊斯蘭國家帶回以往教派紛爭的日子；Al-Azhar教授說原教旨主義應該和溫和的蘇菲派打上一仗；伊斯蘭研究學會的成 員Hassan Al-Shafay說原教旨主義根本不懂什麼是伊斯蘭。

然而，與原教旨主義親近的Hafez Salama教長，星期五在Al-Nour 清真寺還是高調的為賓拉登舉行了一個「為缺席者的祈禱」。這個伊斯蘭強硬派上個月在埃及中南部Qena發動遊行，他們以新任首長Mikhail為穆巴拉 克時期的餘黨為名，試圖癱瘓鐵路與公路交通。Mikhail是基督徒，抗議者的口號旗幟並非驅逐餘黨，而是「拒絕基督徒統治穆斯林」，最後總理 Essam Sharaf以延宕Mikhail職務三個月，暫時平息眾怒。人事任命演變成教派紛爭。1月25日青年聯盟（ Coalition of the Jan. 25 Youth）不同意他們高舉宗教旗幟、破壞團結的做法。革命後，原教旨主義在埃及政壇的影響力日漸攀升，許多觀察家正密切注意他們未來在埃及政壇的角色。

談遠了。過去十年來，賓拉登以聖戰之名發動的恐怖攻擊，讓廣大的穆斯林有苦說難言。去年在歐洲一起演出的音樂家，拿著可蘭經向我傾訴，伊斯蘭教其實很 愛好和平的，不是像你們所想像的那樣，並且逐一耐心指證經文所及；我剛抵埃及不久，同事就反覆告訴我，他最好的朋友是基督徒，宗教在友誼之間完全不成問題，頗有事先打預防針的味道，然後又轉頭不經意的問我，你信什麼教？

賓拉登死在「阿拉伯之春」的當頭，是幸還是不幸？許多評論家迫不及待將蓋達與「阿拉伯之春」作對比，並以現成的突尼西亞、埃及為例，認為穆斯林的尊嚴不需用玉石俱焚的作法換取。

賓拉登死了，埃及人嘆了一口氣，畢竟禮拜時，他們朝往同一個方向；賓拉登真的死了，埃及人鬆了一口氣，這個穆斯林的超級緊箍咒終於得以緩解。

琴房外（五之一）論水煙文化與微分音

我強烈懷疑，水煙文化與微分音之間有內在關連。

這種配對也許很牽強，沒有客觀證據，純屬臆測，不過，水煙從印度發跡，行經伊朗，進而遍佈阿拉伯國家，所及之處，都是微分音的音樂，這是很可疑的巧合。

當然你也可以說，除了歐美古典音樂外，地球上沒有不是微分音的音樂系統，何以就此魯莽將煙草與音樂混為一談？

我倒非一廂情願，這個念頭來自El Tanbura的笛手Monsour，包著頭巾的老先生吹著Kawala指點我木卡姆音階，裝飾音在他指間裡上溜下滑。這些音階，再怎麼''不準''，每次重複時都一樣，顯然真有那麼一回事。我聚精會神調整耳朵雷達，窮畢生之力只勉強聽出兩個，另外兩個音階，我只知道他們不一樣～不準的地方不一樣。筆記本上字跡混亂，塗塗改改，雷達辨識模糊，瀕臨故障邊緣；老先生欲罷不能，正當第五個音階吹到一半時，有人邀他去抽水煙，老先生開心站起來走了。



笛管換成煙管，水泡在煙壺裡咕嚕咕嚕響，一陣輕煙飛霧，蛇行遮住了老先生的臉，我遠遠看著若有所悟，一定是水煙抽得太少，不夠煙燻瀰漫，才會踩不到半音中的半音。

「騰雲駕霧間，水煙瀰漫中，經典時光恍若倒流，回到遙遠的過去。」埃及諾貝爾文豪Naguib Mahfouz在文字中如此誘惑。在開羅，傳統咖啡館的密集度比台灣的便利商店有過之而無不及，人行道上、樹蔭下、中庭間、門廊前，只要有塑膠椅和小鐵桌，你就知道 那是備有煙草與飲料的咖啡店。埃及男人通常一天要抽上一次Shisha，在此交換資訊，打打電話，下盤祺，偶爾也看路上行人，Welcome一下觀光客。

坦白說，一開始我不愛Shisha，即使在電光石火中發現抽了Shisha才能懂微分音的祕密，仍抱著能免則免的態勢。第一，我本無抽煙習慣，技術很差，常嗆到；第二，外國女性到咖啡店抽shisha，容易引側目，成為被觀看搭訕的對象；第三，路旁風沙大，喇叭聲不斷，不明白坐在路邊慢慢抽有什麼樂趣；第四，我肺活量小，還沒享受到煙草，已經缺氧頭昏；第五，大部份傳統咖啡店不為女性設立洗手間，這又難免不引出另一篇議論。



不過，我還是有機會三不五時抽上一管，有時與台灣友人阿豬出遊，他會突然顯得體不支、嘴邊喃喃自語說我要找個地方坐坐抽個Shisha等，通常也很快掃射到最近的咖啡館得以休憩。我詫異，他怎麼知道在哪裡，其本能就像在沙漠中找水一樣。看他吞雲吐霧，態若自然，我也奉陪，於是在這種情況下逐步展開Shisha生活。

前幾天到Azhar聽音樂會，我感到Shisha還不錯，將煙緩緩吐出，持續五六秒，漸次朦朧，時光停格，只有眼前的煙霧，和不怎麼吵雜的喇叭聲。

前天，賓拉登新聞震撼全球，我蒐集了各報的新聞，心想這不夠，應該到''民間''去打探一點消息，瞭解埃及人民怎麼看待這個事情，於是繞到有樹蔭的咖啡館點了Shisha和柳橙汁。

昨日我工作完感到疲累，心想應該繼續追蹤民間氣氛有無異樣，下意識地往我家附近小有名氣的El Nadwa咖啡館走去，點了Shisha和檸檬汁坐著。

至於今日，在去咖啡館報到前，我仍堅信Shisha和微分音有關，那些要升不升、要降不降的音，千姿百態懸在半空等著我去探索，終有一天，我們會在朦朧中相遇，擁抱彼此。

琴房外（四）「Rango」～蘇丹音樂在埃及的故事

第一次聽到「Rango」現場音樂時，頗有此身何處的錯覺，眾聲齊鳴，熱鬧繽紛，各色打擊樂器交織繁複的Poly-rhythm，尤其歌手Veeka一開口，那來自非洲大地開闊遼遠的歌聲，此時我們應在某個沙漠與部落同歡，營火熠熠，族人且說你昔日英勇的事蹟、、、、、。

從南埃及到北蘇丹，正是阿拉伯文化與非洲文化（Sub-Saharan）的接壤之地，因此埃及境內仍有許多非阿拉伯文化並存；在「Rango」樂團中可看到由南方而來的蘇丹、努比亞音樂，不只音樂脈絡與主流的阿拉伯迥異，所伴隨的儀式、信仰甚至與伊斯蘭教有所抵觸，並可藉此回溯一段埃及與蘇丹的歷史恩怨。

埃及的蘇丹移民社群

在埃及，除了歷史上早已與許多異民族混合的''埃及人''以外，尚有西部西瓦沙漠（Siwa）的北非原住民柏柏人（Berber）、東部西奈山（Sinai） 的貝都因人（bedouin）、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亞人（Nubian），然較不為人知的是非努比亞的蘇丹移民。近代有兩次重要的蘇丹移民事件，一是埃及的Muhammed Ali於1820年佔領蘇丹，當時訂立法令，蘇丹必須以奴隸勞役的方式作為賦稅，因此許多蘇丹人被迫加入了埃及的軍隊。其二是19世紀中葉蓬勃的棉花工業與貿易商往，奴隸交易隨之興盛，來自伊索比亞、非洲東岸以及南北蘇丹的商旅，直接締造了通往埃及的奴隸巿場。

在軍隊服務的蘇丹人，仍繼續以音樂訴說返鄉之路的漫長，以渡過經年累月的思鄉情愁；棉花工人為尋求心靈慰藉，也透過傳統的Zar儀式，連結非自然的力量，來解除心靈的苦痛。他們不約而同隨著遷徙將蘇丹音樂帶入埃及。

埃及於19世紀晚期廢除了奴隸制度，這些''黑皮膚''的人開始尋找一個可以彼此共同群聚的社區，如今在四個城市中，分別是伊斯梅利亞（Ismailiyya）的Arayshiyyit el-‘Abid（奴隸的圍欄）、蘇伊士（Suez）的Al-Arbi'in、開羅（Cairo）的Imam el-Shafi’i、及亞力山卓（Alexandria）的Karmouz，發現正是蘇丹後裔的主要社區。這些社區的人經常神祕地關上門，悄悄從事''當地人''不知道的事，貧落的門窗隱約震動，屋內傳來非誦禱、非木卡姆的奇異音響。

消逝的Rango與Hassan Bergamon

Rango是蘇丹的木琴（Xylophone），傳入埃及約兩百年的時光，多數已逐漸毀損不堪使用，由於琴鍵下方的共鳴管由蘇丹當地的葫蘆製成，在埃及無法找到相同的原料，以至於幾乎絕跡。El Mastaba的創立者Zacaria於1996年讀到''Zar and the Ritual Theatre''一書時，作者Adel El -Oleimi 文中提到Rango已在埃及絕跡，引起Zacaria的注意。一位Simsimiyya大師Mohammed Waziery告訴他，在伊斯梅利亞還有一位會演奏Rango，幾經尋訪，於是找到了Hassan Bergamon。

像其他矢志音樂的年輕人一樣，Bergamon也曾引發家庭關係緊張，他的母親是第四代的Zar音樂大師，當他住在伊斯梅利亞時，白天常蹺課去玩樂器，晚上跟著Rango大師Mohamed Almaz在婚宴上表演，他的叔叔對這個姪子的音樂天份顯然很頭疼，夜晚強制將門窗鎖上，阻止他出門演出。不過Bergamon仍在母親暗中接應下，得以從後窗用繩梯溜走，開脫叔父的監禁。1967年發生阿拉伯與以色列的六日戰爭，迫使他們遷往開羅，Bergamon在開羅仍繼續在Rango、Zar、與其他打擊樂器中悠游來去，然而隨著七〇年代阿拉伯流行音樂的崛起，加上廉價的卡帶錄音取代現場音樂，以Rango為主的蘇丹婚禮音樂頓時褪色，一時塵封，再也無人聞問。

演奏者消殞，音樂也隨之入墓，棄置殘破的Rango，沒有人有足夠的知識知道該如何製作修整。1990年，Nile TV（埃及國家電視台）曾為此製作專題紀錄片；經過Zacaria與Bergamon的奔走，目前尋獲了三個珍貴的Rango，皆收藏在El Mastaba中心。Bergamon當是今埃及唯一僅存的Rango演奏家，在Zacaria的支持下，2001年成立以「Rango」為名的樂團，旨在重現埃及的南方音樂。

「Rango」～神聖與世俗的兩面

「Rango」音樂裡有蘇丹、努比亞最世俗的婚禮音樂，也可見到神祕儀式中的多神崇拜；聽「Rango」的音樂最過癮的就是打擊樂器全面出籠，還來不及思考，耳朵已經不自覺的追蹤那些豐富的音響；同樣是四拍，卻有許多不規則的節奏在其中交錯嬉戲，除非身體跟著律動，否則很難抓住這些頑皮的傢伙；同樣是五聲音階，因這些鮮活的節奏，讓主從反覆再三仍生趣盎然。

樂團的旋律樂器以Tanboura、Simsimiyya、Rango為主，每首樂曲進行中多半只選擇一樣來演奏，主要以人聲和打擊樂器為主，豐富的打擊樂器如下：努比亞的Bongas、非洲的Djembe、中東的Tablah與Frame Drum、埃及的鈴鼓Riq(Tambourine)、蘇丹的Tonba與Touza、 Zar儀式用的羊趾腰帶Mangour、鐵軌製成的金屬打擊Kerya、油漆罐加工的Shaker。

其音樂內容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蘇丹民謠：其中特別呈現 Rango與蘇丹軍隊流傳的民謠。

二、Zar靈療音樂：Zar是一種透過非自然神靈力量的療癒儀式，多被視為巫毒傳統的支脈，在埃及zar是禁忌話題且備受爭議，主要是因為尋求非伊斯蘭的宗教力量，此將另闢專文介紹。

三、努比亞民謠：在主流的埃及廣播或電視中很少聽到他們的音樂。40～50年代間，努比亞音樂家開始融合西方樂器和阿拉伯流行音樂，雖然作品良莠不齊，但少數明星的崛起，也建立起他們在世界音樂的版圖，努比亞尤其擅長在宴席慶典歡歌載舞。傳統形式上，多以kissar(五弦的里拉琴)、框鼓與Tar伴奏，好用擊掌與觀眾互動。

努比亞地區是地中海文化與非洲大陸的橋梁，五聲音階與特定節奏的運用，顯著與埃及的阿拉伯音樂不同。近代最廣為人知的事件就是世代居住的自然環境被Aswan水壩淹沒，從1902年第一座水壩開始，他們就開始了沒有歸程的遷徙之路，直到1963年完全淹沒為止，直到如今仍持續抗爭中。在埃及和蘇丹，皆有努比亞人，此源於帝國殖民時期國家疆界的劃分。昔日大英帝國1899年在北緯22度劃上平直的一條邊界線，讓沿著尼羅河六大瀑布散居著努比亞人區隔兩國；而後英國又將Halaib Triangle三角洲地權歸埃及、管理權歸蘇丹，以致如今兩國仍持續爭論不休。

琴房外（三）生活與藝術的焦距～關於民謠音樂

民謠復興要克服的不只是異樣的眼光、零零落落的觀眾、財物的困窘、或對抗西化的價值觀，它所要面臨的更是長久以來人類社會對民謠根深蒂固的偏見。

民謠的獨特

傳統民謠，在原生地自然孕育、經由集體創作、世代反芻而成形，這樣類型的音樂之所以珍貴，在於它生成空間的不可取代性，在於它少了轉譯的中介角色，直接體現當地人的生活面貌與價值觀；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又多了一層無可回復的歷史感，雖似曾相識，卻已然失聲於鋼筋水泥的叢林間。

民謠的開放性

民謠是一方之樂，乍看之下有空間的閉鎖性，但民謠的流傳，倒像是開了柵欄的羊圈牛棚，生成之後隨著人的遷徙流傳飄散；民謠本身具有代表性，但組合過程卻沒有想像中的純粹。由於音樂的「所有權」在人身上，不論傳入或輸出，十分自然的與異種音樂混雜，也因此我們會驚喜發現民謠音樂成份中常常摻和著多種元素，這些通常在地理位置上有天南地北之遙，這種系統的開放讓它不斷保持新生的彈性；同時，若「新陳代謝」的速度過快、或加上未經反思的樸素做法，也有荒腔走板的現象。

音樂家的邊緣身份

從前勞動之餘才有音樂，現在音樂活動本身即勞動，顯然，人類社會已經產生了結構性變化；音樂、或音樂家本身在現代化過程中是如何被想像與界定的？這足以寫成一部史，加上無數次口舌之爭的學術研討會，縮小來看民謠音樂家在現代的處境，其實是個很好的對比與縮影。

音樂家從身份的界定開始，就有了社會意涵，通過與不同階層、機制的互動，不斷測試社會對此一「行業」的認同與觀感。從通天地陰陽之靈的薩滿、挾藝走天涯的賣唱者、豢養在宮廷權貴下的藝師、到掙扎於自我創作與物質追求之間、精神狀態呈現恍惚不穩定的藝術家，不論生涯多麼成功，仍多半被認定為社會邊緣者的角色；昔日工匠可用巧手製造實用的物品，一個可觸摸、可被觀看的實體，音樂卻無法在天平上秤斤論兩，「不事生產」的音樂家，被摒除在勞動製造者的門緣外。

民謠職業化的困境

民謠音樂本身就有反職業化的傾向，所謂的民謠音樂家是自然養成、而非訓練概念，由於與生活關係緊密，因此他們又多是第一線的勞動者。職業化意味著要有相應的市場，許多民謠音樂家將音樂轉換為職業身份時，最常見的便是依附當地婚喪喜慶或生活就近之事，不論是為了現實生活或是被有心誘導，他們雖未經學院「染指」、得以保持藝術上獨有的野性外，音樂本身系統的開放性加上民謠音樂家的素樸特質，職業化過程中往往躲不過商業的滲透，音樂製作上無法獨立自主。因此角色邊緣、「產品」過時、就業範圍的侷限，這些條件都不利現代化的發展，讓藝術傳承出現斷代的危機。

民謠在音樂上的位階

藝術價值高低的評斷有它很弔詭的一面，然不可否認的是，與之相應的階層決定了社會大眾對此項藝術的觀感------不論是正面或正負，例如以精緻風貌為尚的西洋古典音樂，不僅成為高雅的代名詞，更成為與名流富豪階層交涉的另一管道，讓音樂家又多了一層想像：尤其中產階級的興起，形成支撐精緻音樂的主力後，「品味」一詞甚至逐漸脫離它該有的中性陳述，滲入了價值指涉。

民謠相應的階層是普羅大眾，更貼切的說，是生活底層的體能勞動者，離土地越近、才覺得民謠可親。然而體能勞動者在生產階級上常處於被管理的位置，創造性、自主性處於被制約的一方，因此職業階層的弱勢，也是造成民謠音樂被忽視的原因之一。

從音樂的角度來看，所謂被忽視的部份常指的是指音樂的藝術性，除了如前所述在職業階層上的弱勢以外，音樂與生活唇齒相依、拉不開的距離、少了「想像」的空間，也是被冷落的主因，當地人通常最不易察覺民謠音樂的藝術性，因此知識份子或外國人，有時反而是支撐復興民謠很重要的力量。另外在傳承相較穩定的古典學院訓練，多數甚至有意識的脫離與在地的連結，所謂的去蕪存菁，是以追求聲音美感的統一性為前瞻，對粗獷、特立的音色棄若敝屣，對藝術性的判定太過狹隘，然到了後現代的多元美學，民謠音樂中的個性又一時蔚為風尚、炙手可熱。

以上是我對民謠一些初步的省思，El Mastaba企圖建立不同文化脈絡的民謠樂團，其各方條件實屬不易，Zacaria絕不只是一位「組團上癮的老頭子」，有些團隨著大師逝去劃上句號，有些團（El Tanbura）隨著新生代的建立而重現活力。透過觀景窗的視線，生活與藝術通常是呈現失焦的狀態；期待對民謠的重新對焦，讓我們有新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