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淚水與呼喊---觀察與雜感三則（菲律賓Fcous三月工作報告）

這個月可謂發生了不少事，唯有以雜記的形式紀錄下來，順道也整理一下我的想法。隨著在Focus辦公室快要踏入第六個月，半年評估也快來了，這時祝願所有工作伙伴們都順利過關，以下跟大家分享我本月的觀察與體驗。

一、日本災難與核電反思

過去大半個月，日本的消息毋庸置疑是眾人關注的重點。本來一個無情的大型天災，之後發展到核電危機而引起的各種擔憂和反思，難怪不少人說，是次災禍，可能成為了蘊藏全球反核運動再次連結的土壤。畢竟，人禍比天災更可怕，也更可恨。日本民眾面對災難表現出冷靜、團結的態度，同時又出現了很多報導中港兩地出現無知民眾搶購食鹽等新聞，令「民族性」說法成為了最廉價便宜的理由。一時之間，主流「討論」變成了對日本文化盲目吹捧，以及對無知市民的嘲笑。縱觀華文世界的相關報導，我不能不說感到痛心。將事情訴諸「民族性」，根本便是簡化問題，沒有進入具體的結構和語境去分析，試問這種邏輯與我們素來不屑的中國憤青有何分別。那些自視聰明的人，與其取笑「無知婦孺」，為何不去問，為甚麼相對日本人，我們好像完全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應對危機？政府、傳媒和公民社會的角色應該怎樣？一場災禍，也警醒世人，我們應當如何理解自己與這世界的關係？

或者，再將問題推進一步到我們的內在意識，如果是次災難不是發生在日本──這「高等」先進國家和亞洲想像楷模──而是同樣在近鄰的發展中國家，例如同樣能源需求高、全國有十幾座核反應堆的印度，我們會否有同樣的感受和同情，還是覺得「誰叫／反正他們窮」，他們的世界離我們畢竟太遙遠？這才是我最擔憂之處。

(在一個悼念日本災難及反核的集會當中)

(BNPP: 正是另一位工作伙伴報告中提及的Bataan Nuclear Power Plant)

關於菲律賓的處境，另一位工作伙伴已經在報告中詳細地討論到菲律賓核電廠的背景，我也不重覆了。

孤立來看，問題也許應是菲律賓總體應對災難的能力。眾所周知，菲律賓是「千島之國」，更位於板塊邊緣；就算核電廠問題得到解決，倘若相若程度的地震和海嘯發生，觀乎菲律賓脆弱的基建和腐敗的官僚體制，不難令人更加擔憂。半島電視台近期便報導了馬尼拉市的貧民窟正好位處斷層帶之上，畫面令人怵然。

二、菲律賓婦女的悲哀處境

(在婦女節遊行中)

月初，我和辦公室部份同事，一起參與了三八婦女節大遊行。遊行隊伍的訴求多元且有活力，而我在當中，想到菲律賓婦女在宗教傳統、社會制度下所受到的種種壓迫，不禁在感歎之餘，悄悄地寄望改變的可能。

大家也許立即想起上千萬菲籍海外女傭的身影；沒錯，她們是這個國家失敗的經濟政策和財富分配下的犧牲者的最鮮明體現：離鄉別井，充當別國的次等公民，廁身於別人的家，轉讓自己的孩子也分享不到的照顧和關愛（不少研究女移工的學者更將之稱為「情感剝削」），每年寄回家的外匯貢獻了國家的經濟收益，但回國後，她們的社會地位和權益，卻從來未有得到改善和正視。菲律賓主流社會常常認為自眾多婦女出國工作（如果國內經濟不那麼糟，試問有多少人願意隻身離家工作？）、又曾有兩位女性出任總統代表了婦女地位的提升，這可謂是荒天下之大謬。

雖然菲律賓並非政教合一的國家，但教會在國內享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最近在國會中引起爭議的計劃生育法案，也令在教會強烈的反對下而通過存危。在天主教傳統下，人工避孕是不被鼓勵的，墮胎更是不容於法制之內的選擇；因此，造成了以下眾多令人心酸的數字[1]：

l 在年齡組別為15-49歲的女性當中，有14%的死亡率歸因於難產或流產失救；

l 2008年，全國340萬的懷孕總數中，有逾半（54%）是未經計劃的意外懷孕；

l 在十萬名產婦中，平均有162位在生產過程中死亡；

l 大約1600位因難產或流產失救的婦女根本沒有事前計劃生育；

l 過去四年，在生產過程中死亡的婦女的數字增加了兩倍。

在避孕和墮胎不被鼓勵的情況下，就算婦女順利地生下孩子，結果大多也是為貧窮家庭帶來更大負擔，婦女礙於家庭分工，基本上已失去了參與勞動市場的自主性；而孩子循教育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亦非常有限，致使這類家庭更難脫貧，跌入無望的惡性循環中。

更糟糕的是，除非是喪偶等個別情況，國內法例並沒有允許離婚。有好些例子是丈夫有外遇或拋妻棄子，婦女就只能默默承擔養育孩子的責任，更加沒有「贍養費」保障；倘若他日她們遇上合意的人，法律也不容許他們再婚。

縱使難言改變，也卑微地盼望，更多人體察到她們在國內的處境，推動更多正面的力量，去關心、聆聽眾多菲籍女移工的聲音…

三、淪為外交遊戲犧牲品的體制受害者：人質事件與面臨處決的菲籍毒犯

(人質事件後現場，菲律賓人製作的哀悼標語/來源：維基百科專頁)

人質事件在這兩個月再度成為香港人的媒體焦點，原因是在菲律賓當局種種可恥的不合作和令人難以信服的調查報告出爐後，香港的死因庭正式就人質事件的死者進行聆訊。記得當時，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曾信誓旦旦說會將真相徹查到底，會配合香港警方的調查云云；但事後，不但是調查報告出現多個重大疑點、搜證馬虎外，總統更沒有依照調查報告建議的處分名單中作出紀律處分或彈劾，將所有責任推去（已經死去並無法自辯的）主事槍手Mendoza身上，除了有關的警方人員被懲處外，所有官員都相安無事，令人覺得總統不過是包庇政治班子內的貪腐集團，隨便找代罪羔羊。

於是，香港警方邀請過百位菲律賓方面的證人作供，卻幾乎絕大部份都被拒絕，司法部長德里馬和馬尼拉市長林雯洛等更理直氣壯地說，香港政府應該尊重菲國方面的調查報告，及事情關係到菲律賓的政治主權等等，令人氣憤。

因此，那八位無辜的香港遊客，完全死得不明不白。當然香港政府和中國外交部沒有主動干預的怯弱表現也有重大責任，事實上香港便有很多知情人士懷疑，港府和外交部私底下已經和菲方協議好，因此死因聆訊都想草草了事，令很多家屬感到非常悲憤和無助。

但更令我心酸的，是事件中另一位受害者，槍手Mendoza的弟弟Gregorio Mendoza所受到的不公義對待。事發當天，菲方無故在談判過程中指控Gregorio為同謀並捉走他，這一直被認為是引起槍手情緒失控遂向無辜遊客開槍的導火線。而菲方的調查報告其實也沒有對其弟作出指控，但事後，其弟卻被控以五條罪名及停職，很明顯，無權無勢的Gregorio成了最容易入罪的代罪羔羊。

Gregorio也成了香港警方所邀請的菲律賓證人中，唯一一個表示願意來港作供的證人，他說寧受被捕的後果，也要說出真相，並且代哥哥向香港的家屬道歉。但他爭取作供的過程中，卻受到菲律賓當局的多次阻撓，他轉往中國大使館求助，也沒有得到任何協助。

這一次，香港兩大傳媒機構──明報和蘋果日報，都盡了應盡之責，前往菲律賓作出詳盡報導，當中也包括了Gregorio和槍手遺孀的訪問，令很多香港讀者明白到他們，甚至包括槍手本人，跟八位無辜遇害的香港遊客一樣，也是這個貪腐體制的受害者。事實上，即使是菲律賓本地，對此感同身受、為Gregorio抱不平的人也大有人在[2]；其後也有律師願意幫助他，令人心裡尚存安慰[3]。

以下列出一些比較詳盡的訪問（說實話有幾篇我看時都忍不住流淚了，因為想到這樣無名的受害者不知有多少個）：

-「14月內失母妻兩兄　面對五控罪；門多薩墓前　胞弟問蒼天」（蘋果日報，3月15日）

-「門多薩弟今作供 堅稱哥哥好警察」（明報，3月16日）

-「首度接受訪問　向港人道歉；門多薩妻：望仇恨終結」（蘋果日報，3月17日）

還有以下的報導，從旅遊業從業者的角度說出人質事件所造成的打擊：

-「港府黑色旅遊警示　七個月未解除；港團絕迹　菲國叫慘」（蘋果日報，3月21日）

-「特稿：當地華人分析脅持慘劇原因：菲政府腐敗貪污　 50年不變」（蘋果日報，3月21日）

香港死因庭已於日前裁定八位遊客死於「非法被殺」，在菲律賓方面拒絕合作的情況下，這已經算是最合理的結果，令人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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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菲律賓報導頭版報導，3位早前被中國當局逮捕的菲律賓毒販，將於本月30日被處決。月前才聽到處決被暫緩，而現在卻終於塵埃落定，不得上訴了[4]。大家可能有一點印象，因為去年十二月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出現的「杯葛風波」，菲律賓便是其中一個拒絕出席的國家；當時阿基諾三世表現一副無奈之狀，說是為了爭取國民免於受死刑而作出的「政治妥協」。說實話，我相信不只我一個，聽到這個理由時感到啼笑皆非：從甚麼時候起，這個國家如此重視它的國民了？

如果我們了解到這3個毒販的故事，這句話可謂更加呈現出荒謬感。跟我們一般想像的販毒黑道份子不同，這3個毒販的故事道出了菲律賓國民掙扎求存鋌而走險的辛酸。香港南華早報引述法新社報導，基於國內長期貧窮和缺乏就業機會，目前全球有超過500名菲律賓人在國外因參與毒品賣買而被捕，單是中國便佔了227宗。大多販毒集團利用婦女較易獲人取信同情的條件，安排婦女吞下膠囊進行體內運毒走私，而這些婦女可謂冒著巨大的生命危險（如果膠囊意外在體內損毀而漏出毒品，藏毒者可謂必死無疑）。而這3個毒販中，有兩位是婦女，有一位據報是在巴基斯坦工作時得悉丈夫身故，她希望回國卻苦於無錢，在絕望中墮進了販毒集團[5]。

他們的命運，在外交辭令中塵埃落定，可謂令人悲歎。菲律賓司法部說尊重中國的法律和裁決結果；中國駐馬尼拉大使也說希望兩國關係不被這些兩地罪案而受到影響[6]。這3個毒販在菲律賓都有家庭和孩子，可能也只是一些希望改善家庭困境的好爸爸、好媽媽……

如果菲律賓政府真的那麼著緊這3個毒販的話，不如真正從根本原因中著手，改善國內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停止再將國家財富永無止境地送到IMF、世界銀行這類「吸血鬼」手上，不要讓窮苦百姓成為制度的犧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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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詳見http://www.amnesty.org.ph

[2] Alex Magno, “Little Libya”, The Phillippine Star, March 15, 2011 http://www.philstar.com/Article.aspx?articleId=666343&publicationSubCategoryId=64

[3] 但值得留意的是，這位律師是前總統阿羅約夫人的御用大狀。因此令人懷疑事件會不會變成前總統政治勢力鬥爭的一個棋子，從他口中說「案件有政治因素」，可謂有點諷刺。見「菲國名大狀　自願助魔警弟」，蘋果日報，3月17日http://news.hotpot.hk/fruit/art_main.php?iss_id=20110317&sec_id=4104&art_id=15083801

[4] “3 Filipino drug mules to die March 30”,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24 March http://newsinfo.inquirer.net/inquirerheadlines/nation/view/20110324-327286/3-Filipino-drug-mules-to-die-March-30

[5] “Filipinos turn to running drugs as hard times bit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1 February

[6] “Execution of 3 Filippinos on China death row set March 30”, INQUIRER.net, 23 March, http://globalnation.inquirer.net/news/breakingnews/view/20110323-327189/Execution-of-3-Filipinos-on-China-death-row-set-March-30

革命之後（菲律賓Focus二月工作報告）

Focus菲律賓辦公室主管Joy在「EDSA Stories」啟動式上發言（方智勇攝）

北非與中東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浪潮，教無數人愀心、憤怒或難過，同時又充滿鼓動與希望；一時之間，「茉莉花」成為了牽引各地進步力量起來在自己土地上抗爭的呼召。而剛過去的一周，也正是菲律賓「EDSA人民力量」革命、推翻馬可斯獨裁政權的25周年，FOCUS菲律賓辦公室籌備多時的「EDSA Stories」的啟動式便在幾天前在EDSA紀念展館的場地中舉行。

　紀念館外的紀念碑（方智勇攝）

辦公室在幾年前曾經陸續採訪拍攝數十位曾經在EDSA 1（1986年）、2和3（2001年推翻貪污總統Estrada及後來的餘波）參與組織群眾運動的人物的回顧與分享，是次活動除了邀來數位當時的重要領袖發言、播放片段之外，還推出了一個拍攝計劃，資助大眾拍下他們心目中的EDSA故事，為這段歷史的敘述更形多元有力，也希望菲律賓的年輕一代追思上一輩對爭取民主的付出。（詳見：http://edsastories.focusweb.org/）

誠然，這段在四分一世紀前浩浩蕩蕩的人民革命，令人肅然起敬；而這場革命，也為菲律賓的公民社會累積了很多經驗與力量。然而，承接著上月報告中提到的質疑與思考，作為一個外來的觀察者如我，還是希望提出一些歷史留下的懸而未決的評價與反省。

上月報告中我便曾提到，菲律賓媒體與民間的「民族英雄」泛濫，值得深思；這種在政治與商品包裝都出現的文化濫觴，多多少少反映了社會整體的失落感；更令人擔憂的這種泛濫的文化表述恐怕只是文化解殖的一個難以克服的隔閡。當大眾一再提起EDSA的光輝時刻，有多少人願意觸碰最深刻的問題：究竟革命之後，留下了甚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恐怕是悲觀的。馬可斯的獨裁政權被推翻後，受萬民擁戴上台的「國母」阿基諾夫人，雖然作風要比其他領導者清廉開明，但她在任期間，並沒有足夠的視野和能力去改善過去十多年來各種擊潰國內農業與民生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相反，在她管治期間，她可算是奠定了往後國家財政首要拿來償還外債的先例，令國家發展基建、改善公共服務大受限制，國家因而只得更進一步開放市場，讓不可靠和以牟利為前提的市場與私營企業資本去承擔政府本來的任務。外債一直是IMF等組織掌控國家資源與經濟發展的手段，但菲律賓歷來繼任領導者又去自投羅網，永無止境地依賴這些國際機構與跨國資本，這就真的只能讓人歎息。更令人可歎的是，歷史上為了這種虛幻的民族自尊而賠上國家進步與民生改善的國家不只菲律賓，最極端的例子，便是東歐國家羅馬尼亞因此在八十年代末「蘇東波」變天中無力自救而永難翻身。

去年六月才當選總統的阿基諾三世，很明顯也是因為相對過往貪腐的領導人，他的家庭出身使人民願意信任和授權。但他有任何新視野嗎？雖然他在任時間短，但我確實非常有保留，從他甫上台就以PPP計劃來當作重要政治工程便可以看見一斑；而且，他上任不夠一年，便可以接連開罪香港與台灣民眾（人質事件與遣返台犯回中國事件），反映外交政治水平與其惡劣態度，也實在找不到甚麼值得辯解的理由。

而菲律賓政治臭名昭著的貪腐問題，也一直沒有得到改善，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即使是當年參與EDSA 1的其中一位重要人物、人權律師與前任國會議員Rene Saguisag的回顧中（見http://www.pcij.org/i-report/edsa20/rene-saguisag.html），也提到對革命願景失落、政治體制未見改革的種種無奈。

另外一點是：誰才是「民族英雄」？「民族英雄」的表述，會否令我們無法更清楚地理解一些歷史真正的真相與功過？好像上月報告中我也曾提到，其中一位在EDSA 1同樣被塑造成重要革命領袖的軍官Gringo Honason，其實在推翻馬可斯、建立新政後，也一直多次組織軍事政變，削弱新政的合法性與自主。因為人民革命而一夜成了民族英雄，在獨裁執政時代充當劊子手的過去就可以煙消雲散從此「洗底」（廣東話）免於清算，令人質疑：如果你掌握軍事權力，只要你看準時機靠邊站，你就有機會成為全國英雄，利用民眾的血淚付出來改變你一人的「歷史」敘述；這一切，會否太容易，太危險了？幾個星期前，其中一位在EDSA 2有參與政變的退休軍官Angelo Reyes因被揭發牽涉貪污而在母親墳前（相信是）畏罪自殺，事後他除了獲得光榮下葬，媒體竟然用「勇氣」來形容他逃避歷史審判的行為，可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心裡的寄望是：當人民都不再沉醉緬懷過去的革命光輝歲月時，或許便可真正面對歷史遺留下來的未解問題，面對這個國家與民眾共同牽繫的處境與命運，不把歷史過失完全諉過於人，不再依靠個別民族英雄的虛幻寄托，為自己的未來作主，推動社會內在的自省，一點一滴地奮鬥；否則，再有EDSA 4、5、6，也未必能為國家改革與公民社會發展結出豐碩的果實。

我想，我的看法是，看待革命，需要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因為我們都是旁觀者，那都是別人流下的血淚與犧牲，我們無從替代，不好輕言。我們會因為振奮人心的革命群眾而歡呼鼓掌，會為暴力政權與人民犧牲而憤怒流淚，但我們同時還是要記得，旁觀的我們，歡呼鼓掌或憤怒流淚都是廉價的；革命只是一個開始，革命之後，該當何去何從，才是今天這個不公義的人類社會需要共同思考的永恆問題。

　紀念館內一幅重現當年革命畫面的壁畫

在經驗的交流對照中重思文化解殖…（菲律賓Focus一月工作報告）

（註：這幅畫是在一餐廳中看到的，非常為之觸動。雖然沒有問這幅畫的來歷和介紹，但十字架、國旗所代表的殉國民族英雄，還有畫下方的囚牢鐵枝與薔薇所代表的苦難與尊嚴，還有代表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年份（由1896開始），種種元素湊合起來不難自行解讀。）

在菲律賓的第三個月可算是進入深耕期。直至二月底前，我和另一位工作夥伴眼下最大的挑戰便是完成三月份出版、針對中菲關係的政策評論專題，目前剛交了第一稿，尚待審閱和修改中，下月報告可以詳述；另外，也因為今年將是菲律賓人民革命（EDSA People Power）的25周年，辦公室將會發佈一紀錄片及連串紀念活動，我們也無可避免地需要參與資料整理的工作。

隨著對本地處境的逐步掌握（雖然一定不會說很了解啦），加上從生活上遇到的種種瑣事的體會，心中確是多了很多想法。正因為我來自香港──一個相當抱擁主流經濟意識型態的城市──每當我述說菲律賓或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處境時，都總會非常自覺地（有時是不厭其煩地）強調歐美新自由主義擴張及WTO、IMF等跨國組織所造成的遺害，來回應那些「誰叫這些國家又窮政府又貪腐無能」的刻板觀感。但我還是認同《亞洲教父》的作者於書末提到的一點：東南亞的長期滯後與混亂「不能全都怪在白人頭上」，因為東南亞臭名昭著的Crony Capitalism的肇因都是國家管治精英與本地權貴的勾結共謀，哪怕是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就算沒有嚴重失德，也都因為缺乏承擔或遠見而無力帶動任何針對性的改革與政策推行，才使得這種不公義的金權遊戲每朝每代地延續下去。

正因如此，我才對於在這裡感受到的「民族英雄」泛濫的氣氛感到無奈甚或不安。無論是已故的阿基諾總統、到現時受到民眾高度期望的阿基諾三世（還有那個由電影明星選上總統不夠兩年就因貪污變成「過街老鼠」的Estrada），或者是受全國上下擁戴的拳王議員，甚至是撐起半個國家經濟的海外勞工們……但已故總統除了作風相對清廉以外，究竟確實成就了多少建設性的德政（至少在保護國內經濟的政策上看不出）？而觀乎阿基諾三世上台後發表的施政綱領方向（例如上月報告提到的PPP計劃），又真的值得如此高的期望嗎？南部窮小子躍變拳王明星的故事，無疑確是相當符合普通民眾的自強成功神話想像，但這就可輕易獲得人民的授權，還可繼續坐擁全國上下的廣告代言收益，不是令人感到很值得質疑嗎？如果國家的經濟不那麼糟糕，有那麼教育程度不低的年青人還願意離鄉別井去當別國的次等公民和廉價勞工嗎？……「民族英雄」的文化表述，因而掩蓋了甚麼？局限了甚麼？

過往浩浩蕩蕩的人民運動當然值得追思紀念，其中的經驗累積對公民社會相當重要，這我都不質疑並且肯定，但看到一個當時有份參與運動、卻在馬可斯倒台、新政上任後仍然屢次發動政變的軍官依然被很多紀錄文獻描繪成魅力領袖與民眾英雄時（我們的經驗令我們很自然會覺得將一個實際掌控軍事權力的人去政治化地描繪成英雄很危險，但那可能只是我們以為的「常識」，不符合他人的國情），確實讓我想到「文化解殖」的重要性。

《亞洲教父》裡提到東南亞與東北亞發展迴異的歷史條件與特點，當中也提到對於台灣與南韓的民主化進程與經濟轉型的正面評價。後殖民研究之所以如此重要，正是因為全世界的經驗提醒我們，殖民者撤退、民族國家獨立後，原有的權力利益結構往往不受影響甚至得以維持，而殖民地時代留下來的文化結構亦會規範我們想像的可能性。多多少少是因為在香港成長和參與社運的過程，令我相信，公民社會的覺醒都是建基於希望落空、對於只能依靠自身力量推動改變的事實的體會上，比如說如果沒有國民黨執政的獨裁和白色恐怖、沒有光州事件中美國對獨裁軍閥政府的支持這些歷史的轉捩時刻，往後公民社會的發展路徑、速度與活力可能會和今天很不同也說不準。

因此，回看菲律賓獨立後在美國以至相關政策上的搖擺與依賴（其實今天的「國父」、民族獨立英雄黎剎也是被美國管治期間刻意抬高的，如此有策略的文化收編，教人情何以堪；情況就好像早前香港老牌民主鬥士司徒華病逝後政府和親中人士都一窩蜂出來致敬致哀一樣！），還有這種民族英雄泛濫所反映出的盲點，真箇是令人感到悲哀又可歎的。作為一個外來人，我抱持的態度當然是同情、理解而非批判，何況很多事情我尚在學習當中，絕不能算是一家之言。但希望這些觀察和思考，無論有多實在也好，都能成為往後實踐的思想積累……

（有天經過菲律賓大學時看到牆上有這樣的塗鴉。）

那一直燒著的野花 （Focus菲律賓．十二月份工作報告）

這題目來自海子的詩「感動」裡的意象，是我隻身在菲國的生活踏入第二個月時，時時在咀嚼體會的一首詩。初來步到的戰競感開始卸除，反而逐漸更投入地把感官向未知的世界敞開，這沒有冬天的國度裡，嘗試著去體驗與感受那一切自身不可能借代的，人民的生活與抗爭經驗。

上月份的工作報告後半部從G20的新自由主義統識談到現時國內的PPP國家發展工程，觸發起我認真回顧菲律賓自上世紀至今的政經形勢與新自由主義發展脈絡，同時結合起自己在馬尼拉生活逾一個月之間所累積到的細微觀察作出思考。記得抵達甫第一天，便提醒自己：要盡量放開過去廿年皆生活在講求效率的大城市的慣性標準，保持耐心與理解，才可看到更多。

從生活的小節出發

比如說到埗幾天便領教到馬尼拉最「臭名昭著」的塞車問題：其實很明顯是道路規劃馬虎，一條雙邊共八條行車線的公路可以連一條馬路、交通燈與安全島都沒有，天橋亦不方便，又沒有不同車種的管制，加上載客車種利潤低微引致「搶客」情況，發生意外時有所聞（很多道路設計明顯是為了車輛而不是行人需要）。好了，既然如此，那麼鐵路呢？更不方便，因為兩條主要鐵路由國企和私人公司各自管理，系統並不互通。這些因素決定了當地人永無可靠的交通時間預算，因此才會出現被廣泛戲稱為「Filipino Time」的集體慣習，換作是在香港，一早被批評是「沒有時間觀念」、「工作散漫」。又比如說，絕大部份電纜都只採用架空形式（不時會看到老鼠在其上走過），在颱風降雨季節期間，便曾出現因水浸而造成嚴重傷亡和損失，都令人疑惑，究竟是我們對「現代化」城市標準太一廂情願？還是政府花在基建的資源的確不足夠？而且在所有超市、便利店內，所有簡單日用品如牙膏、沐浴露以至藥物都以散裝小包形式發售，最初對我來說真的不明所以，心想一次過買大包、大支裝的產品不是更耐用化算嗎？但很快就明白，這現象其實側面反映了，在一個貧富懸殊如此嚴重的地方，大部份老百姓的消費模式很受現金多寡所限制…

國家經濟策略與財政廉潔度

(研討會現場，手機拍的質素不佳，請見諒嘍)

適逢十一月底，我參加了Open Budget Partnership(OBP)舉辦的有關2011年度國家財政預算方案的研討會。名為Partnership，就是一個政府財務官員、參議員、專業界別、學界及公民社會組織協作的平台，希望藉此增加國家財政規劃的透明度和問責，並透過與不同持份者的交流，達到完善地方政府的公共資源管理的目標，又連結一個由四大傳媒及新聞業組織聯合發起的The Philippine Public Transparency Reporting Project，達至公眾監察與充權。估計背景離不開菲律賓政府「舉世知名」的貪腐形象，其中一個可參考的數據，便是其廉潔度長年被國際反貪污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評級甚低，位列世界第139。OBP雖算不上是結構性的改革，但這平台建設的努力也值得肯定。近年菲律賓公民社會組織推動「資訊自由法」(FOI)立法也出於同一背景，也是Focus菲律賓辦公室的一個關注議題之一，但大概因為直接牽涉制度改革，故此一直在議會層面被屢次阻撓通過。

研討會上也有公民社會組織的代表對官員及參議員就現時的PPP計劃作出提問，包括有代表指出官方就計劃實施一筆過撥款後，對漁民及農民社群的補助減少，直接影響生計；另外也有代表質疑PPP計劃實是馬可斯執政時代的遺物…（也有不少有意思的提問，但筆記在我隨後背包被偷時丟失了，嗚嗚；而在警局的經歷與觀察也頗值得一記，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從PPP回到菲律賓的新自由主義發展背景

如果要重塑菲律賓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應該要比慣常認知的70年代更要推前十年，還有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美國殖民管治期間所種下的扶助豪強當政、縱容貪腐之禍根。60年代初，當時的政府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發展計劃──解除商貿管制令本土經濟和農業大受打擊再難翻身，城鄉發展皆停滯，也令菲國至今長年依賴外債，同時不斷要縮減公共開支、並向海外輸出廉價勞動力。這情況一直延續，90年代中，政府還推行食水私營化，承辦公司改善水質的承諾不但從未實現，水費漲價也令貧窮家庭雪上加霜；同時更積極推動發電廠的全面私有化，包括解除能源活動的管制、吸引外資，結果令菲國成電費最高的亞洲國家之一，高於日本，電費還會隨通脹變動。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著名的「三農學者」李昌平曾多次以菲律賓的教訓來痛陳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政策（詳見其訪問），同時以日、韓、台的正面經驗作比較。很多人未必知道，菲律賓在30年代曾經是亞洲現代化的領頭羊，與日本共駕齊驅，那時候，是亞洲國家反過來輸出外勞到菲國呢。可悲是菲國成為了美帝、跨國企業與國內資本家及利益集團的「後花園」，大量農民失地破產，被迫湧入城市，農業生產停滯，加上種種殖民與封建而遺留下來的政治條件，促使了國內延續至今的社會矛盾（不也預視了隨後拉丁美洲的相似命運？）。李昌平認為，上述幾個亞洲國家經濟轉型成敗的關鍵在於現代化過程中，如何規劃和協調農業與農村的同步改革。而同時，倒是日韓台造就了經濟成功，令人感歎。菲國統治精英在60年代亦明白現代化的慘痛代價，重組土地改革，遺憾在腐敗混亂的政治體制下，成效畢竟有限。

近幾十年來，菲國長年依賴外債，至今仍然受跨國組織與企業所掣肘。就以農業和糧食主權作例子。自7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擴張，迫使了菲國進一步縮減本國糧食局的職能，以達致所謂「解除管制」、「自由化」之目的；90年代菲國加入世貿後，更進一步受種種「自由貿易協定」影響……這一連串的發展惡果，大家應該已可簡單推理。菲國本來的稻米既自給自足，並能輸出國外，卻在90年代慘成進口國；本來相對自主的農業用地，也淪為跨國資本的生產線，令菲國更難保障本國的糧食供給安全。農民慘況自不用說，平民百姓也因商家壟斷操控價格而受害；再加上近十年的氣候危機，對農業、漁業收成與生產造成更大打擊。

參與當中的點滴雜感與工作展望

(行動前，漁民組織宣示立場)

(其中一張參加者的示威牌)

(準備「水上抗議」)

對，話題一轉，就牽扯到才剛結束不久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COP16會議上。我沒有思穎的機會去墨西哥坎昆感受會議情況與全球氣候正義運動的呼聲，但也參與了一些在馬尼拉本土內針對是次會議的行動，其中包括一個漁民社群關注組織的抗議，當天由主辦團體租用船隻，沿馬尼拉港進行「水上抗議」。

此外，我在辦公室也開始面對新的工作挑戰。除了為菲律賓辦公室雙月出版的政策通訊撰寫了一篇討論香港貧窮問題的文章外，接下來一個月還得與去年的台灣工作夥伴合作準備關於中菲貿易、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專題研究文章，可謂一個全新的挑戰。亦因為要處理自由貿易協定相關的討論，我還在想可否多準備一個簡述香港在2004年實施CEPA後的個案分析，畢竟，在香港可以找到的文獻中，以較批判或中肯視角去審視CEPA對社會民生影響的研究分析資源真的少之又少（大部份都是那種「大中華地區商機」的觀點為主…），加上同一時間，ECFA也在台灣如箭在弦了……如果能夠做到不同亞洲地區個案之間更多的分析連結，會否可以產生更有價值的討論與觀照效果呢？

「港燦」離家赴菲記 （Focus菲律賓．十一月份工作報告）

在一個微涼的秋日，十月最後一個星期，從未獨自遠行以至在異地生活的我，懷著期待又緊張的心情，飛抵我從未踏足的菲律賓土地，期望開展探索與體驗世界的起點……

在這之前，我雖然有好幾年參與香港本土社會運動、學生運動的經驗，也對中國問題有皮毛認識，卻從沒有機會衝出本土，面向一個更大的世界，感受不同議題的跨界連結與觀照。這也是我參加浩然國際夥伴實習計劃的初衷。而當時選擇東南亞地區的NGO時，也是抱有一種更謙卑的心情：明明地理上如此接近，經濟活動又頻繁，然而香港人對亞洲地區的經驗依然非常無知。香港人崇尚「國際化」，但其主流價值，不外是單一的經濟全球城市想像，在某個程度上，也相當「井底之蛙」。小時候香港曾經流行一個出自電視劇角色、針對「內地同胞」的稱謂：「阿燦」，無不是複製對內地人鄉巴土氣、缺乏文化的刻板貶抑想像，但之後隨著內地經濟開放，很多香港人北上尋機遇，倒過來也因為不懂文化差異而處處碰壁，反被譏為「港燦」。對，我想我也算是「港燦」！沒關係，就讓這個「港燦」慢慢嘗試學習與了解這未知的國度吧。

菲律賓：這麼近，那麼遠

單以菲律賓為例，現時香港有逾十萬菲籍家庭傭工，但很少人深究為何她們大都刻苦耐勞、教育程度不低，依然要離鄉別井賺取港人眼中的低微工資來養家？直至幾個月前發生了「馬尼拉人質事件」，香港旅客無辜身亡揭示了菲律賓警方的無能腐敗，觸動了全城的憤慨情緒，媒體上才開始出現一直較認真的討論，但也只是曇花一現，更多人關心的是港府如何在經濟上制裁菲律賓政府、催促他們交代事件真相，更過份的是出現針對在港菲律賓人的言行；當時甚至乎很多知道我將出發赴菲國的身邊人都異口同聲，說當地如何危險云云…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除卻新加圾以外的「東南亞」，跟我們的關係止於掏錢消費入口供應，他們土地上發生的動盪和抗爭，便宜如荷里活電影；東南亞政治貪腐混亂的形象，也是經歷過英國殖民現代化的香港人之優越感所在──雖然弔詭的是，這些地區的政治形勢同時也常常被一些阻撓香港實現民主化的權貴精英拿來當例子「印證」民主制度如何致亂。港英殖民時代帶給香港的「好處」，也當然令香港昧於狹隘視野而不自知，就好像2005年世貿會議，香港一下子成為世界反全球化運動的舞台，不少港人才從擁抱多年的歐美觀點中開始意識到，原來全球化背後充滿血淚與剝削……

盼望：在亞細亞尋索的第一步

因著上述很多的驅動力，我在報名時被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的背景和理念所吸引而選作志願，更幸運地被取錄到菲律賓辦公室，戰戰競競地開始我在這裡的工作與生活，面對每個未知的挑戰。另外一個原因，應該也少不免是對亞洲近代歷史特殊的情感牽繫。在飛機上開始讀從香港帶來的《亞洲教父：透視香港與東南亞的金權遊戲》，從作者對華人大亨家族之崛起與擴張的剖析中一瞥東南亞地區的政經結構與現代歷史發展；心裡希望實習期過後，能將在外的所學所得化作些微的積累與啟迪，也進一步希望磨鍊自己，更有能量與智慧去思考如何面對所身處的世界。

Focus在1995年由國際知名的菲律賓社會學家Walden Bello於泰國曼谷創立總部，其後更成立了菲律賓和印度的辦公室；旨在以全球南方發展中地區的觀點出發，針對全球化發展下的不公平貿易與新自由主義話語提出批判和另類倡議。因此，Focus並不是著重本土群眾組織的草根NGO，而是著重研究分析、與國內外的公民社會組織及建制渠道進行連結和對話，為草根組織提供更多的論述資源。

Focus現時除了有泰國、菲律賓、印度和中國四個針對國家的宏觀項目外，亦依議題分成四個項目：氣候正義、去全球化、和平與民主化及人民重奪公有資產權(Reclaiming the Commons)。其中，作為重點的去全球化項目包括了金融、貿易、另類區域主義(Alternative Regionalism)、另類發展的批判話語(Critical Discourse on Alternatives)四個面向；而Reclaiming the Commons的關注面則由農業改革、糧食主權延伸至公共服務及可持續城市發展等。而在出發前，我便已被知會國際工作夥伴將負責中國與另類區域主義的項目，其中，中國與東盟(ASEAN)於本年初啟動的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和種種相關協定、中國崛起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等，當然是近年的焦點之一。這一點，思穎早前的報告也曾詳細提及Walden Bello的分析與預視。

G20、東南亞與全球經濟公義

適逢十月底我抵菲律賓不久，全世界的關注焦點也在美國聯儲局以解決國內失業為名，進行「損人不利己」的第二輪量寬措施(QE2)，全球國家幾乎無一不加入聲討行列，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系擔憂熱錢衝擊國內金融體系，最終加劇全球經濟體系的不穩定；加上十一月中G20峰會便會在首爾召開，牽動全球神經的QE2和中美匯率戰成為媒體焦點，順理成章的，我便在半個月之間「惡補」了很多相關的討論，也一時之間更深刻體會到香港討論視角的缺陷。

(在FDC辦公室中看到的一張諷刺ASEAN的海報)

比如說CAFTA，在香港媒體上大都只能看到「投資機遇」與「中國如何藉此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及提高全球經濟實力等」兩種正面觀點。但與其說是多邊貿易，CAFTA實是強化了中國在生產鍊上之於東南亞地區的絕對優勢（早前中國在泰國進口關稅問題上出爾反爾也確是相當無賴），不但無助改變現時的不平衡發展，亦令東南亞經濟更難轉型、更難保護國內資源和市場，也更不要提其實這類自由貿易協定本身所維護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如何需要批判了。更大問題是，中國想藉著參與CAFTA來進一步提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最具體的可參考東盟十國與中、日、韓和香港所簽訂的貨幣協定：「清邁倡導多邊化貨幣互換協議」(CMIM)，引來美國對「東亞貨幣保護主義」的反彈，其中最體現在不斷要求人民幣升值上），以及提高與美國較量的競爭力與政治實力的鴻圖大計也是非常明顯的。

G20的源起最初是美國等八大經濟強國的財政部長(G8)於亞洲金融風暴後於華盛頓提出（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發展史上的所謂「華盛頓共識」的由來），旨在就國際經濟、貨幣政策上進行非正式的討論，期後隨著新興工業國的加入與成熟，令G20成為全球主要經濟合作論壇。因此，它與世貿、世銀和IMF等國際組織所維護的跨國資本利益別無二致，同樣是沿用新自由主義應對經濟發展的套路，其急切解決的「危機」當然不是人民的水深火熱。這當然就是為甚麼G8每次舉行，都會引來該國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反全球化聯合綱領可參考：http://www.ourworldisnotforsale.org）

來自本土的批判聲音

(圖左：六位社運人士被拒絕入境後翌日舉行的記者會；圖右：關注G20的公民社會組織舉辦的媒體論壇)

G20舉行前夕，六位菲律賓的社運人士便被南韓工會聯盟邀請參與G20期間舉行的人民行動週，其中也包括一位來自Focus的職員。然而六位社運人士抵達首爾準備入境時，卻被無理扣押及拒絕入境、即時遣反。事件引起了公民社會組織之間的不滿，舉行了記者會和到南韓大使館抗議，我和Focus辦工室的同事也一同參與。（辦公室的聲明在此）而也剛巧，南韓近年是菲律賓的重要外資之一，但大概是礙於南韓人強烈的民族特性與菲律賓人的好客熱情性格過於格格不入，加上韓資企業對本地工人施以高壓管理甚至剝削屢有所聞，使得他們在本土並不受歡迎，因此側聞事件在主流媒體上牽動了一些本地人不滿韓人的情緒反應。

關注G20的公民社會組織意識到針對南韓政府的行動或會轉移了媒體的焦點，因此亦在同一個星期特意舉行了一個聯合媒體論壇，由各個組織代表詳述反對G20的綱領和理念、現時國內的族群面對全球經濟模式的困境等等。其中一個團體Freedom from Debt Coalition的聲明中，特別提到現時南韓政府在菲律賓經濟上的角色加以批判，包括南韓的電力公司The Korean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KEPCO)擬在宿霧地區興建燃煤發電站，引來當地社區反對可預期造成的嚴重空氣污染，KEPCO更試圖重啟馬可斯獨裁政權時期的核反應堆興建計劃；另外，南韓的國營食水管理企業現時已全盤管理境內的Angat水壩的水力發電站及掌有國內97%的食水供應，可悲的是菲律賓的法院竟然對這赤裸裸的私有化不作任何干預，任由外資掌控重要菲國人民的公共資源。

那麼韓資擴張跟G20有何關係？其實，因為G20其中一個積極推動的方向，便是透過所謂「公私合營」(PPP)來促進經濟增長，而當中峰會的核心成員組成亦包括了很多大企業的代表，上述這類燃煤發電及水力發電項目便是在這類發展方向下提出來的。然而菲律賓政府對PPP也不存異議，上台僅半年的總統阿基諾三世其中一個重要政治工程和發展方向，正是推動公共資源以PPP形式營運，他更在上台後第一次財政預算中為此投放共150億披索的一筆過撥款。

因此，在現時的重重困境和結構性限制之下，人民的聲音與關切更是處於邊緣。雖然我這個對菲律賓社會狀況幾近一無所知的外來者很難在這土地上貢獻上甚麼，但反而卻因這距離感找到踏實的思考點。很多人說：走到外面，是為了把自己的家園看得更清楚。這話不假，但我認為還有一個註腳是：從「他人」、「異地」身上思考「自己」的家園在經驗上的連結，慢慢體驗自身與世界的交會。也許，在愈是艱難的地方，其改變的動力也是愈鮮活真實的。大概，我們從來都是在「不可能」裡尋找可能與希望，抱著最純樸的堅持，一天一天地繼續努力著，一點一滴地累積改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