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是寫給浩然的最後一篇心得報告‧
雖然我著手此篇報告時立志將此報告寫成一份參考性高的專業文章，但隨著a.不斷看到其他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浩然志願者之見聞；b.不斷感受到香港這城市帶給我的衝擊，我感到自己的位置其實完全相異於在香港從事香港環境教育的工作者。
在蒐集WWF相關資料時，就已震驚於每年的經費數字，尤其當我想到台灣大多數的民間團體每年因為獲得十幾萬元的補助而滿懷欣喜，更覺錯亂。
接著，我一路讀著所有浩然的義工從各地傳回的工作報告，覺得自己與大家最大的不同是：其他人所處理和面對的都是「人」，無論是移工（如香港的芷嫻）、農業（如泰國的Kiwa）或貧窮（如埃及的盈竹），大家都是在跟當地民眾接觸。只有我在WWF，面對的議題是「大自然」，而弔詭的是：香港幾乎沒有傳統定義的大自然。
來到香港之後，對於跨國組織的豐富行政資源，相較於台灣自力更生的焦頭爛額，感觸更深。WWF於灣仔、中環、大埔元洲仔、米埔、海下灣、以及新設的北角，共六個辦事處工作。即使對香港不熟悉的人，聽到有六個辦事處，也知道它不容小覷吧？更厲害的是，它有一套內部電子訊息系統再加上不定時的跨部門會面，可以使它最短的時間內，發出最快的訊息，達到最好的工作效果。例如，要去抗議藍鰭吞拿魚 ，我們早上得知此新聞，中午就透過內部訊息系統集結，傍晚就在日本餐廳的大樓門口，舉著牌子、發送傳單、遞交抗議書，讓記者拍照了。
另外，跟著我的同事們去學校巡迴，看著精美的道具如北極熊衣服、布幕與特別製作的投影設備，甚至特別採購的廂型車（賓士的喔！）更是讓我嫉妒萬分。台灣哪個NGO可以有這樣的經費去設計製作採購如此品質精良的教學補助用具？
(與各學校合作的環保周專屬網頁，有小遊戲、碳足印計算器等)
(至各學校戲劇演出的服裝及布幕)
（設備：海洋中心的玻璃底船）
不僅羨慕WWF的教學補助如此充足精良，更羨慕工作環境如此之好，某種程度上是無虞地設計並實踐腦中的教案，加上效率良好的管理，各部門各司其職各安其分，這不是許多人心目中的夢幻工作環境嗎？
奇異的是，當我持續專業的負責自己的工作，非常安全地待在一個安穩位置上時，幾乎不需要折衝，我卻發現自己離「自然環境」好遠。一方面，香港本身並沒有國際性的重要保育類動物，也沒有鬼斧神工的地貌，「自然」色彩已比較淡。另一方面，WWF對教育部門的期待是「新的教育方式」而不是「自然環境」，造成了我們工作重點就是思考知識如何傳達，而非環境。
於是，每天早上我起床隨著全香港人排成長長隊伍搭車，固定上班，看著大量表格，坐在電腦前，有某個片刻，連我自己也嚇一跳地，我雙眼濕潤的在心底最深處瘋狂思念著那個因為被國際網路歧視、忽略，也因此自由自在的台灣。我思念我們的爭執，我們的無力，我們在互相揭瘡疤的過程中學會的正義和愛。我們可以真實面對人與人。
然後，我竟逐漸開始懷疑這美好制度。我想，所謂良好的管理，它背後的基本價值就是效率與掌握，它所教導的是人要更努力，超越別人，走向成功的未來。但，人生在世，只是為了讓自己擁有更美好的生活嗎？
那麼不是人類的物種呢？甚至，那些不是我自己的其他族群呢？他們就不值得更美好的生活嗎？
於是我一會兒羨慕香港理性專業，過一會又懷念台灣熱情，在如此輾轉思量環境教育與劇場的脈絡中，其實最充滿我心的是無力感。
為什麼我一定要遇到緊緊相依的土地？
簡單描述我個人在香港的複雜又無力的心情後，接下來讓我再回到本文試圖分析的環境教育與劇場結合之思考。
如同前文所提及，教育劇場主要是指使用互動劇場手法，來幫助教育成果的過程。試圖在貌似沉悶的環境教育中，加入狀似活潑的劇場教育的手法和元素，使得學生們可以更深切的感受和討論嚴肅的環境議題。這樣的思考，和台灣大多數從事環境教育的工作者並無二致。
因為兩地都同樣碰到類似的困境：環境教育想要學生的參與，卻不知從何下手。傳統上，兩地皆是以教師為主導的知識傳授教育方式，強調正確答案，幾乎不鼓吹情感的認同。
兩地稍為不一樣的是，因為WWF的基本精神是與政府和商業團體保持肩並肩的合作關係，而不是抵抗行動，所以特別強調自己的科學專長可以好好使用商業團體的金錢來提供給政府政策制定意見，在此種彼此配合的狀態下，WWF的活動總是帶著一絲絲宣傳品的氣味。
請注意，此處我以宣傳品氣味來描述其活動，並非貶抑。如同上述的心情，我非常希望台灣的非政府組織也能有WWF讓工作人員們專業又可以各擅所長之風氣。WWF甚至有一個大約10人，專門負責募款的部門，還有專門負責公關宣傳的部門，得以迅速精確知道目標觀眾，因此WWF的活動幾乎沒有不「成功」的。所以如果我要說WWF所作為是不對的，那我根本什麼都不是了。資源豐富的WWF，除了足以提供大約一百個全職就業機會，還有人性化的工作環境，透明清楚的行政流程，這豈能不說是它的巨大貢獻呢？哪一個台灣的環境團體可達到這樣的成就呢？更何況，那的位置、那樣的高度，是許多台灣民間團體十分羨慕之處。
但我又想：若從事環境保護，是想達到這樣的高度，似乎並不需要劇場。
劇場，可以結合不同背景的人共同為一件事而付出，觀眾藉由參與過程，不但擁有了深刻的學習經驗，同時能思考如何行動，才是至關重要的。請容我再一次強調，通過強調劇場「參與」的面向，而不是「娛樂」，那才是劇場之於環境教育的重要之處，決不僅僅在於增加教案的活潑性。的確，劇場可以有效的活化短期教育方案，但若我們認為環境教育不僅是生態知識，而且還含有豐富的長期影響人類行為之潛力，那麼就不應該只是視劇場為有趣的手法、某種噱頭。
也就是說，環境問題傳達的不單純是環境的問題，而是人的世界。人要真的能了解來龍去脈、利弊得失，才能進而改變態度，那也才是環境教育要達到的。但在香港，先天的自然環境狹小再加上管理的觀念，所有的工作方式皆是試圖將最小資源發揮到最大最多。有效率幾乎成了唯一的價值判准，沒有時間忍受反覆的爭執。試舉一例。去年底香港環保署進行了「公眾諮詢」（public consultation），為未來的環境政策徵求公眾意見。如此行動乍看之下，政府展現十足誠心，願意傾聽民意。但仔細進入網頁中會發現，許多背景資料仍是英文，中文的部分又充滿了技術性詞彙。也未附上相關的法律條文或政策。其實法令資訊並不透明。其中諮詢的問題，也顯得籠統不清，例如其中一題：
"你是否贊成香港應加強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合作，共同推動低碳發展，力爭成為中國其中一個最環保的城市？"
（資料來源：香港環境保護署http://www.epd.gov.hk/epd/tc_chi/climate_change/files/Climate_Change_Booklet_C.pdf）
想想這個問題的答案，有誰會不願意香港成為「最環保的城市」？或者是我自己因不明瞭當地社會脈絡而弄錯句意？以我粗淺的環境經驗，總覺得問題應該是設計成：如何成為最環保的城市？政府預計用哪些方法？可能造成的影響？個人層面、在地層面、全球層面？
此外，在諮詢所列的問題中，沒有一個提及香港政府將在中國大陸蓋核電廠，以確保香港用電無虞。所以，你必須是個有能力參與決策過程的人，才能對這份「公眾諮詢」發表意見。但再進一步想想看：香港居民真的會在意一座根本不蓋在香港的核電廠？而若是一個住在中國珠江三角洲旁邊的漁民，他們能用什麼方式來表達意見？他們知道自己的權益和影響嗎？
整個政府運作的大背景是如此，而對核電廠知情的WWF，它的應對方式是：「反對政府盲目增加核電」，並為此製作了一個網頁：
（WWF最大規模的反核行動是一人一信抗議政府。除了E-MAIL，另請導覽員在每個活動結束後，請學生簽名）
就沒有了。
如此的環境教育真的有辦法達成WWF所期待的：「讓小朋友長大後可以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WWF網頁語)？ 為什麼完全忽略那些更容易受到環境影響的弱勢族群呢？
我相信我身旁的環境教育工作者，也早就意識到這樣的問題。在辦公室裡，平均年齡應該只有20多歲的畢業自港大科大的高級知識份子，不可能沒感受到所謂活潑有趣的教案其實對學生態度的毫無影響，也不可能不明白所謂的再生更新並不僅僅來自搭起新的教育中心或綠化恢復荒廢的土地，也不可能沒看見香港管理制度的對環境議題的侷限與無力。我相信，大家都是期待自己的知識足以為個人和社會帶來某種改變。
我相信，WWF的教育工作者，更一定明白，所謂的環境教育，或許不一定是自然解說，也不一定是環境保護，其實就是對土地、對家鄉的情感。環境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讓我們的小孩，其實也包括我們，去了解我們所在的這塊土地上的故事，串起人與土地的情感。
但事實上，當土地離人們生活遙遠，自然又在天邊，許許多多的陌生與無力，都可能使得所有人寧願不動，選擇停在現有位置。因為現有位置已經很好。改變可能只是帶來煩惱:
(此件T恤的標語是我逛維多利亞公園的春節年市時，公民黨議員余若薇的口號，頗感震撼。)
所以，經過適應、掙扎、無力，經濟拮据，種種糾結的心路旅程，我最後還是選擇離開香港，無關乎WWF的評價。單純只是因為那種面對面凝聚感情、對人開放思辯的劇場真正功能，在此沒有必要。
到底有多長的路？
本文應該結束在此，但我心底深處仍有著非常微弱的不甘心。在全世界極速往都市、管理、效率等觀念傾斜而去的趨勢中，理智上，我完全明白香港模式會是被稱頌追隨的。
這三個月的親身經驗，我無法否定WWF-HongKong的貢獻以及它的制度所帶給人們的安定感。更無法迴避自己在論及香港觀感時，有過於概略化之嫌。而此份報告囉囉嗦嗦地無法結束，是因為在情感上，以一個劇場工作者莫名的樂觀，我仍想要強調：縱然如此，我仍相信個人的力量，我相信，總有一天，總會有人，一心一意，想要追尋，想要親手碰觸到緊緊相依的土地。
於是我回台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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